1945年8月，也就是那个闷热的夏天，日本人投降了。
延安总部的电报飞向各战区，命令很简单：赶紧查人头，把家底盘清楚。
这可不是为了开庆功宴，而是为了那盘更大的棋——把拳头收回来，准备往东北那边打。
账本很快送到了首长桌上，数字看着真提气：八路军全伙加起来103万人。
这里面，硬碰硬的主力有66万，刚升级上来的地方武装也有37万。
可参谋们把这103万人的籍贯一扒拉，冷汗下来了：这百万雄师里，河北籍的老乡居然占了六成还要多。
这是啥概念？
随便在大街上拉住三个八路军战士，哪怕闭着眼猜，也有两个是河北口音。
还有个数据更让人心里哆嗦。
河北各个县呈上来的底册显示，这八年里，前前后后报名参军的人数，加起来有144万。
你算算这笔账：144万人走出家门，等到胜利那天，队伍里剩下的河北兵只有60多万。
这中间巨大的差额，逼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后背发凉的问题：剩下的人，哪去了？
想弄明白这事儿，咱们得把日历翻回1937年9月。
那时候，八路军主力刚过黄河，正往火线上赶。
说是主力，其实兜里比脸还干净。
国民政府那边卡脖子，只给了三个师的编制。
按一个师一万五千人算，满打满算也就四万五千人。
把家底摊开来看：
115师算是富裕户，底下有两个旅加一个团，凑了一万五千五百人。
120师有两个旅，一共一万四千人。
129师也有两个旅，勉强凑了一万三千人。
这还不算完，为了防止老家陕甘宁边区被人抄了后路，120师和129师还得各留一个主力团和师部机关看家。
这么一减，这两个师真正能拉上去打鬼子的，加一块儿还没人家115师一个师人多。
这就给指挥员出了个大难题：这点人撒出去就像胡椒面，到底该往哪儿扎根？
摊开地图，摆在眼前的路其实就四条：山西、河南、山东、河北。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山河四省”。
咱们替当时的首长盘盘道。
先瞅瞅山西。
那是阎锡山的地盘。
这个精得像鬼一样的老军阀，算盘珠子拨得啪啪响：既想借日本人的刀杀八路军，又想借八路军的手挡日本人。
有人提过，山西武乡县一共14万人口，出了1.4万八路军，这不就是山西支持咱们的铁证吗？
这事儿确实挺让人感动，但在整个山西，这属于特例。
阎锡山嘴上喊着“十年不征山西兵”，其实是为了把肉烂在自己锅里。
到了1939年，为了争夺山西新军那点控制权，阎锡山那是真翻脸，直接动了刀子。
当四千多名曾经并肩作战的山西新军把枪口对准咱们时，这条路就算是堵死了。
总部为了顾全大局，只能一狠心，放弃了肥沃的平原，钻进了穷得掉渣的山沟沟。
再看看河南。
那是汤恩伯和各路草头王的天下。
豫北蹲着孙殿英、石友三，豫中全是汤恩伯的嫡系。
这帮人打仗是稀松二五眼，但发钱是真大方。
中央军的饷银足，对老百姓来说，反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有钱拿总比干义务兵强。
咱们在河南跟他们抢兵源，那是真费劲。
山东呢？
山东老乡总自豪地说家乡是靠自己打回来的。
这话不假，山东人那是出了名的硬骨头，可那边的局势也是乱成了一锅粥。
再加上手里攥着20万大军的沈鸿烈。
这帮人名义上抗日，实际上是占山为王，私底下跟日本人不清不楚。
特别是那个沈鸿烈，阴损得很。
他不怎么打鬼子，专门盯着八路军下黑手。
光是折在他手里的团级以上干部，少说也有七八个。
再加上后来湖西和泰山根据地自己搞整顿，弄得人心惶惶，山东这步棋也是走得磕磕绊绊。
把这三个都划掉，剩下的那个选项，乍一看是个死局——河北。
为啥说是死局？
因为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不要这块地了。
卢沟桥那边枪声一响，国军跑得比兔子还快。
理由找得挺冠冕堂皇：第一，河北是大平原，没遮没拦的，没法守；第二，怕两线作战吃不消，想集中兵力在长江边上跟鬼子决战。
在蒋介石的如意算盘里，河北就是个弃子。
可八路军算的账跟蒋介石不一样。
咱们看到的不是地形，是活生生的人。
河北这地界，地肥人多。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老百姓被鬼子祸害惨了，肚子里憋着一股火，就差有人点个火星子。
1937年9月26日，这个火星子亮了。
115师有个叫李博元的小干事，在唐县军城南下苇村，试着搞了搞动员。
结果一下来了50多个猎户。
这帮爷们儿自带火铳，枪法那是没得挑，拉出去就能干仗。
李博元那会儿估计做梦也没想到，他这无心插柳的一下，直接把八路军在河北的“扩军外挂”给续上了。
那速度快得吓人。
115师独立团，不到两个月，队伍像吹气球一样膨胀了一万多人，直接整编成了四个大队，对外号称“独立第一师”。
115师685团的一个连，靠着这个底子拉起了第四军分区，底下四个主力团，其中第5团的人数长期顶在五千以上，那是当时八路军里的巨无霸。
344旅在平山县，不到十天功夫，硬是拉起了一个689团。
罗荣桓在阜平县，眼皮子一眨，又扩充了四千多人。
原来那个只有一万五千人的115师，一下子撑得不得不搞第一次分家。
这种井喷式的发展不光是在115师。
129师刚过河的时候，全师才九千一百人。
后来他们在河北一口气组建了11个新编旅，其中9个都在河北地界上。
那个有名的渤海独立旅，也就是“刘其人师”，完全就是靠河北沧南九个县的民兵营捏合起来的。
到了1940年，八路军在河北拉起来的团级单位超过了400个，占了全军总数的七成还多。
冀中军区甚至有了个外号，叫八路军的“兵工厂”。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纳闷：既然拉队伍这么容易，最后咋就牺牲那么大呢？
这就要回到那个最残酷的现实：河北是平原，也是鬼子眼皮子底下看管最严的地方。
有个数据很少有人提：鬼子在河北常年蹲着二十多万大兵，比山东、河南、山西三个省加起来都多。
有人比划过，鬼子在青岛、潍坊、威海这三个战略要地的驻军加一块儿，也就顶得上河北平山、灵寿、行唐这三个县的鬼子数量。
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手里拿着土枪的农民，面对武装到牙齿、密密麻麻的日军机械化部队，那简直就是拿命去填。
那个“大县走团，小县走营”的规矩，执行了不到两年就歇菜了。
为啥？
人死得太快，补不上了。
征兵的门槛一降再降，岁数放宽到了十六岁，后来甚至十二三岁的娃娃兵也得顶上去。
咱们看几个冷冰冰的数字，那背后可都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沧县，那是人口大县，七万多后生参军。
打完仗活着回来的，只有两千八百多人。
活下来的不到4%。
任丘，两万多人走了，回来的不到四千。
饶阳，巴掌大的一个小县，一万人参军，最后剩了不到三千。
滦南县，两万一千四百人上了战场，最后只剩两千四。
最让人揪心的是1938年的冀东大起义。
那时候，二十多万农民举着土枪土炮闹革命。
八路军派了第四纵队去接应。
这本来是个壮大力量的好机会，可指挥员脑子一热，做了个要命的决定：带着这支庞大的、连队形都站不齐的队伍，从平原往平西山里撤。
这一撤，就成了死亡行军。
鬼子像疯狗一样围追堵截。
五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有三千人活着爬进了平西。
这一路上，倒下的烈士遗体，把路都铺满了。
走到半道上，冀东将领李运昌觉得不对劲，带着不到一千人杀了个回马枪，回到冀东坚持打游击，这才把火种保下来，后来慢慢发展成了跨越22个县的根据地。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1945年点名的时候，虽然河北籍战士占了六成，但那个“144万参军”的数据会显得那么刺眼。
整个抗战期间，八路军牺牲的团级以上干部有3438人，这里面有一大半是河北人。
这还没算上像佟麟阁、范筑先这样的32位国军高级将领。
1945年的那次普查，与其说是在数人头，不如说是一次幸存者的点名。
国军不要河北，是因为算了一笔军事账：平原没法守，守了就是送死。
八路军死磕河北，是算了一笔政治账：只要人心在，江山就在。
但这笔政治账的代价，是144万河北子弟拿命填出来的。
河北流传着一首民谣，那笔账算得更清楚，听着也更让人心碎：
“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寸布，拿出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部队上…
信息来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