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台北街头，上演了一出让人惊掉下巴的闹剧。
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头子，听说女婿搞外遇、欺负了自己的养女，二话不说抄起一把水果刀就去找女婿拼命。
乍一看，这不过是个护犊子的暴脾气老头。
可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细，恐怕得从头凉到脚。
在海峡那头的动荡岁月里，这个名字就是“恐怖”的代名词。
他是军统戴笠手下的头号干将，外号“活阎王”。
就连后来接班的毛人凤，提起这位手下的狠辣手段，都得自叹不如。
这么一个八十岁还能挥刀的狠角色，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这事儿，得从他人生第一笔“烂账”说起。
他可不是那种大字不识几个的草莽。
他出生在山西汾阳的富得流油的人家，从小读私塾，1931年更是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那年头，这是妥妥的顶级知识分子。
“九一八”之后，他也曾热血沸腾过。
秘密加入组织，带头搞学运，甚至弃笔从戎，在八路军115师当上了侦察大队的队长。
按常理推断，这剧本走下去，他该是个受人敬仰的抗日英雄。
可偏偏在一次敌后游击任务里，他栽了，被国民党特务逮了个正着。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就两条：
要么咬紧牙关，大概率是掉脑袋，或者把牢底坐穿，留个清白身后的名声。
要么反水，不仅能保命，凭借北大高材生的脑子和侦察队长的手腕，还能混得风生水起。
原来的故事里说他“信念动摇”，这话实在是太给面子了。
说穿了，这就是个极度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不光叛变了，还做得彻彻底底。
戴笠这人眼睛毒，他明白这种“反骨仔”为了表忠心，往往比自己人下手更黑。
戴笠也没含糊，破格提拔他当了“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把华北一大片的特务网络都交到了他手里。
他拿良心当筹码，换了个所谓的前程。
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
对大多数高官来说，那是树倒猢狲散的狼狈时刻。
那会儿，蒋介石心里堵着一块大石头——原陆军大学校长杨杰。
杨杰向来跟老蒋不对付，蒋介石想办他，可这人腿快，提前溜到香港避难去了。
老蒋心里那个恨啊，下了死命令：必须把人“做掉”。
这差事其实挺烫手。
香港那是英国人的地盘，在那儿搞暗杀，弄不好就是外交事故。
他指派特务田九和韩克昌，伪造了一封介绍信。
戏码是这么编排的：借熟人的名义降低杨杰的防备心，假装登门拜访闲聊，以此混进屋。
杀手摸到了香港轩尼诗道302A的四楼。
杨杰一点防备没有，拿着信就走到阳台上去拆看。
就在杨杰低头的一刹那，韩克昌掏出了枪。
照着头，照着心口。
连轰三枪。
杨杰当场毙命。
后来他又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等一连串大案，专门负责清理地下党和铲除异己。
在台湾那个白色恐怖时期，他手里的权力大得吓人。
但他似乎算漏了一点：
靠“狠”字起家的人，迟早得还债。
这个债，就是“众叛亲离”。
这老头一辈子结过四次婚，生了10个孩子。
按中国人的老理儿，这岁数早该是儿孙绕膝、享清福的时候。
可现实是，这10个儿女，没一个乐意往他跟前凑。
道理很简单：这人做事太绝。
这种阴毒不光是对付外人，也渗进了家里的日子。
四段婚姻全部崩盘，亲生骨肉躲他像躲瘟神一样。
他算计了一辈子别人，防着仇家上门，结果把自己算计成了一座孤岛。
唯一肯来看他的，竟然是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谷美杏。
1991年，当听说养女受了气，这位80岁的昔日魔头抄起了刀子。
有人解读说是父爱泛滥。
也许吧。
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种绝望的应激反应——在这世上，养女是他仅剩的一点“私产”，谁敢动他这最后的一点念想，他就跟谁玩命。
这一套，依然是特务的逻辑，不是正常人的逻辑。
眼看快不行了，他把养女叫到病床前，交代了最后的一桩心事。
哪怕到了这会儿，他也没说半个悔字，没提想见哪个孩子。
他只提了一个要求：
“我咽气后，把我这辈子拿的那些勋章，都跟我一块儿埋了。”
这话一出，把他这一辈子的凄凉全抖搂出来了。
在生命的终点线，他发现自己手里能攥住的，不是亲情，不是交情，甚至连信仰都没有，就剩那一堆冷冰冰的铜铁片子。
那是他用一辈子的阴狠、狡诈和背叛换来的“凭证”。
他必须得带走，因为除了这些，他真的一无所有。
葬礼照他的意思办了，勋章陪葬。
讽刺的是，灵堂里冷冷清清，几乎没什么人来送他最后一程。
那个曾经让无数人背脊发凉的“活阎王”，最后只留下了一个没人搭理的背影。
回过头看他这一辈子，从北大才子到军统杀手，每一次岔路口，他似乎都选了一条“对自己最划算”的路。
他赢了权位，赢了性命，赢了勋章。
但他输掉了一个作为“人”最值钱的东西。
这笔买卖，到底是赚大发了，还是赔到底裤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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