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尾巴上,台湾官场出了一桩让所有人下巴都惊掉的怪事。

负责一方治安的警备司令鲍步超,冷不丁被蒋经国叫去了办公室。

见面没废话,蒋经国就扔下一句:你当官日子太长了,回家歇歇吧。

没有什么审查程序,也没给申辩机会,这位司令当场就被撸了职,回家吃老米去了。

让他栽跟头的,既不是贪赃枉法,也不是通敌卖国,而是一次看似滴水不漏的“高情商”危机处理。

这就摆出来一个让所有打工人都头疼的难题:顶头上司家里的“皇亲国戚”在外面捅了篓子,这屁股到底该怎么擦?

咱们先回头看看鲍步超当时面对的是个什么死局。

到了晚上,这位大少爷觉得闷,就溜达进了一家舞厅找乐子。

大公子眼光毒,一眼相中个伴舞的姑娘,非要人家过来陪。

可不凑巧,那姑娘正忙着招呼别的客人。

舞厅老板做生意的,哪知道眼前这位是何方神圣,只能按规矩来,赔着笑脸劝他稍等片刻。

从小被老蒋捧在手心里的“心尖子”,哪受过这等委屈。

他当场就炸了庙,摔杯子砸碗,把场子闹了个底朝天。

这一闹,看场子的保镖不干了。

这帮人有眼不识泰山,不管三七二十一,围上来就把这位“太子爷”揍得鼻青脸肿,像扔沙袋一样丢到了大街上。

回了酒店,抓起电话就打给了当地的一把手鲍步超。

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那家舞厅,立马给我关门三天。

这下子,烫手的山芋扔到了鲍步超怀里。

摆在他面前的,简直就是个无解的棋局。

但这根本不现实,抓了“总统”的长孙,他这官帽子怕是立刻就得搬家。

“老板打了蒋公子”?

这话要是传出去,那就是滥用职权,往蒋经国脸上抹黑。

鲍步超左思右想,琢磨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中间道”。

他把舞厅老板找来,好言好语地商量:你们挂个牌子,对外宣称“内部装修”,自己关门歇业三天。

这么一来,“官方查封”就摇身一变,成了“商家自愿”。

按说这招挺高明:既给了太子爷面子,又保住了法律的里子,舞厅老板也没受太大损失。

可惜,他算漏了一样东西。

他以为这是在搞人情世故,可在蒋经国眼里,这是个要命的政治立场问题。

消息传到蒋经国耳朵里,免职令立马就下来了。

今天你能为了讨好他让舞厅关门,明天你是不是就能为了讨好他去卖国?

在蒋经国的用人逻辑里,这种“太懂事”的部下,比笨蛋更可怕。

很多人纳闷,蒋家这种顶级豪门,家规森严,怎么就养出个混世魔王?

混血基因让他长得高大帅气。

两岁回国后,蒋介石一见这个长孙,那是稀罕得不行。

老蒋在他身上下的本钱那是没法算。

小时候,蒋介石手把手教下棋,指着棋盘教兵法,一心指望大孙子将来能挂帅印。

可老蒋犯了个强势家长都会犯的毛病:非要用顶级的资源,去硬推一条不适合的路。

结果咋样?

最后连军校都受不了这尊大佛,直接给劝退了。

此路不通,蒋家父子又琢磨了第二招:送去美国。

这也是那时候权贵家里的标准操作:国内管不了,就送出国去“镀金”。

这一步棋,走得更臭。

1964年,他在奥克兰开车违章,闹到了法庭上,蹲了三天班房。

紧接着,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又干了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因为手头紧,竟然谎报丢了一枚钻戒,想骗保险金。

这事差点没收了场,被美国移民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直接打包遣送回台。

书没读成,学位没拿到,反而背了一身官司和骂名回了家。

回国后,蒋经国还不死心,又试了第三回。

既然当兵不行、读书不行,那就进体制内当官吧。

这期间,他在1960年成了家。

媳妇徐乃锦来头不小,是辛亥烈士徐锡麟的亲孙女,绝对的名门闺秀。

有家有业,有背景有靠山。

换个普通人,哪怕是躺平,这辈子也稳了。

他照样是花天酒地,夜夜笙歌。

在台湾坊间,老百姓私底下都叫他“公害”。

直到那场怪病找上门,才硬生生给这辆失控的跑车踩了刹车。

大夫早就开了严苛的保命单子:按时吃药,滴酒不沾,早睡早起。

他觉得自己年轻力壮,照样我行我素。

1965年,报应来了。

突如其来的一场病,加上长期酗酒把神经系统搞坏了,他的大脑受了不可逆的重创。

后果相当惨烈:智商退化到了十几岁孩子的水平。

那个曾经风流倜傥、嘴皮子利索的蒋公子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连囫囵话都说不利索的病人。

他没法集中精神,简单的词都蹦不出来,经常像复读机一样问同一个傻问题。

蒋介石眼瞅着这个寄予厚望的“将军苗子”废了,心痛也没辙,只能无奈地把指望转到了二孙子蒋孝武身上。

徐乃锦是正儿八经的留美心理学硕士,有本事,有才情。

可丈夫倒下后,她不光得伺候这个“废人”,还得在外面撑起蒋家长媳的面子。

1988年1月,蒋经国撒手人寰。

灵堂上,出现了让人心酸的一幕。

他路都走不稳,嘴巴不受控制地哆嗦,趴在父亲灵前嚎啕大哭。

这一嗓子,哭的不光是父亲没了,大概也是在哭自己那一塌糊涂的一辈子。

蒋介石和蒋经国手握大权,但在教育孩子这事上,也是两眼一抹黑。

而像鲍步超这样的下属,想在法理和人情之间走钢丝,找条灰色的捷径,结果恰恰掉进了最深的政治坑里。

历史这玩意儿,有时候挺讽刺。

她后来做电视节目,去大学教书,还当了公益组织的头儿,成了台北社交圈公认的女强人。

这大概就是人跟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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