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年夜饭从来都是贫富差距的照妖镜。乾隆年间扬州盐贩的除夕夜，前菜就有24碟，主菜是鹿筋、熊掌、猩唇这样的水陆八珍；京城富贵人家流行“天菜”，串烤孔雀、蛇、鹤脑、梅花鹿脊等数十种珍禽异兽的精华部位。他们喝内府供奉或10年以上的陈酒，用金银玉器当酒器，筷子是象牙镶银。而北京郊区的佃户，全年只在除夕吃一次“年肉”，主食是杂面饺子——白面混着高粱面、豆面，压根吃不起纯白面。更底层的雇工、乞丐，只能在酒馆赊劣质酒，假装过年。
娱乐活动的差距更戳人。大户人家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请戏班，有的唱满正月；元宵节北京权贵放的烟火，一架造价抵普通家庭全年收入。慈禧太后过年更讲究，提前一周不处理国事，进厨房做糕点讨吉利，大年三十领众人敬神祭祖，下午两点接受皇后和嫔妃磕头，发绣金红段子钱袋的压岁钱。她还喜欢玩色子赌钱，知道宫女让着自己，赢了就把钱撒在地上让大家抢，再叫宫外戏班唱半个月戏。乾隆24年的戏曲节目单更有意思，造办处呈报的大年三十曲目单，后来在故宫养心殿墙里被发现，上面写着演职人员名单，像极了古代“春晚”。而穷人的娱乐是围观——站在街边看大户的烟火，孩子挤在富人家院墙外听戏文片段。不过他们也有自娱自乐：北方扭秧歌、踩高跷，南方玩简陋的登船、草龙。
送礼和穿戴布置的差距更直白。清代北京八大宅门的年赏有标准：总管得20两白银、两匹绸缎，一等丫鬟5两、一匹棉布。富人的穿戴夸张，西门庆过年的行头能买县城一座酒楼，命妇戴金丝衔珠凤钗，一套头面首饰重好几斤；苏州富豪的“岁朝清供”，一盆昙花抵十亩良田。穷人呢？全家只有一件没补丁的衣服，谁出门谁穿；陕西农民用灶灰水洗衣，算最隆重的护理。布置上，用红纸贴窗代替绫罗，竹篾扎灯笼，松枝柏叶代替鲜花，再穷也要贴春联——哪怕是识字先生用锅底灰写的。
其实各朝代的春节也有共性。唐朝人除夕跳傩舞、喝椒柏酒；宋朝初一到初三全国放假，皇家会在城墙上撒银币；明朝人初一吃扁食，饺子里包铜钱，谁吃到谁来年好运；清朝皇家先祭拜，再大宴，皇帝“开笔”批阅奏章表勤勉。不管贫富，大家都图个团圆热闹——慈禧的戏班、乾隆的节目单，是富人的热闹；穷人的秧歌、草龙，是自己的热闹。就像那个穷秀才，欠账还写对联“米无面无油盐酱醋无，如此贫寒哪个小子敢讨账”，哪怕难，也要守着春节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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