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垂暮的老人拿起笔回忆往事，他的手是否会因为沾染过鲜血而颤抖？川岛平光晚年坐在书桌前，平静地写下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他没有忏悔，也没有寻求宽恕。他只是在记录一种“技术”。他详细描述了如何让刺刀更顺滑地穿透人体。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尊严、生命、羞耻心，都变成了阻碍刀锋切入的物理障碍。这种冷静到近乎病态的叙述，比任何愤怒的控诉都更令人胆寒。
一九三七年九月，山西天镇县城。秋风已经带上了凉意。晋绥军撤退了。失去军队保护的城池，就像一个被剥去了外壳的软体动物，赤裸裸地暴露在天敌面前。
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铃木旅团并没有把这里当作一座需要占领的城市。他们把这里当作猎场。这群士兵踏过被炮火轰塌的城墙缺口。他们脚下的瓦砾还没凉透。
杀戮开始了。没有任何理由，不需要任何审判。一名男子扛着门板，他想去修补城墙工事。他甚至不知道守军已经撤离。日军小队长迎面走来，挥刀砍下了他的头颅。门板砸在地上，溅起一滩血。这只是一个信号。
混乱的屠杀迅速蔓延。西北街的一户人家，十四口人挤在屋内。七名日本兵闯了进去。他们没有开枪，他们选择了刺刀。老人倒下了。妇女倒下了。那名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也被刺刀挑起。生命在这里没有任何重量。
混乱很快变成了秩序。日军把分散在城内的百姓驱赶到几个集中的地点。南街的马王庙成了最大的刑场。五百多名男女老幼被押解到这里。庙门外架起了重机枪。后院挖好了巨大的土坑。这不再是战场上的厮杀，这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死亡流水线。
日军最初的操作很简单。他们把人分批拉进庙里。刺死。推入坑中。一切按部就班。随着尸体越来越多，行刑的士兵发现了一个问题。
九月的天镇，天气转凉。百姓们穿上了厚实的棉衣。层层叠叠的棉花，成了最好的护甲。刺刀刺进去，会被棉絮缠绕。拔出来，需要费很大的力气。这种阻滞感让杀红了眼的士兵感到厌烦。杀人的效率降低了。
那个中队长下达了命令。这个命令在几十年后，依然让读到它的人感到窒息。他要求所有被押解的人，必须脱掉衣服。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
人群在颤抖。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百姓们不得不解开衣扣。秋风吹过赤裸的脊背。这不仅仅是寒冷。这是对作为“人”这一属性的最后剥夺。羞耻心在死亡面前崩溃了。日本兵看着眼前白花花的肉体。他们笑了。在他们眼里，这不再是人，只是一块块待宰的肉，一个个供他们测试刀锋的靶子。
川岛平光在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个时刻。他写道，脱掉衣服后，刺刀刺入人体变得异常顺滑。士兵们双手紧握步枪，助跑，猛刺。枪口的护手死死抵住受害者的皮肤。没有了棉衣的阻挡，鲜血喷涌而出。马王庙的地面变成了暗红色。
后院的大坑很快就填满了。赤裸的尸体堆积在一起。皮肤与皮肤接触，变得滑腻。为了填埋更多的人，日军需要把尸体压实。他们从附近的民居里抢来了棉被。
这些百姓用来过冬的被子，现在盖在了他们冰冷的尸体上。日本兵跳进坑里。他们穿着厚重的军靴，踩在棉被上。骨骼断裂的声音从脚下传来。他们把尸体踩平，然后再铺上一层。最后，他们搬来大石头压在上面。
这是一种工业化的处理方式。在他们看来，这和处理一堆废弃物没有任何区别。坑填满了。杀戮还在继续。中队长挥了挥手。剩下的尸体被直接堆进了庙里的厢房。三间屋子，塞满了尸体。门关不上。
整整三天。天镇县城两千三百多人死亡。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座死城。日军撤退时，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野狗在啃食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焦糊的味道。
在这个故事里，最可怕的不是死亡本身。最可怕的是那名日本兵的回忆方式。他记得棉衣的阻力。他记得刺刀刺入赤裸皮肤的顺滑感。他记得如何用棉被压实尸体。
他唯独不记得那些人的脸。他不记得那些人的名字。在他的叙述中，受害者变成了物理学上的名词，变成了阻碍他完成任务的障碍物。
这种冷静的记录，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问题。当一个施暴者坦诚地写下他的罪行，他并不是在寻求救赎。他只是在展示他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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