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郑永年：
日本大选和对日本的现实主义看法
Dialoge 2026.02.13
世界｜对话｜观点
本期对话亮点
HIGHLIGHT
日本自民党的一党独大体制是否才是右翼势力长期坐大的真正土壤？
当美国从“管控者”变为“放任者”，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内外制约是否已全面崩溃？
日本将台湾问题“内政化”，究竟是地缘政治算计，还是殖民心态的延续？
日本的极右翼势力的危险性为何被认为远超欧洲的？
编者按
2026.02.13
日本大选尘埃落定，自民党在高市早苗带领下大胜，极右翼参政党席位亦大幅增长。选票背后，不只是一次政党胜负，更是全球民粹右转与日本“一党独大+右翼上升”叠加后的结构性回响：当外部刺激被巧妙转化为国内动员工具，“台湾有事”之类口号更被推进到“内政化”的危险地带。
本篇对话深入分析，日本右翼壮大并非偶然，而与战后历史清算缺位、社会顺从性更强、右翼更易“绑架国家机器”密切相关；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去制约日本“正常化”的宪政、美国与民间三重约束正在弱化乃至消失，日本加速右转的制度条件与社会基础同步形成。
在这样的新周期里，中日关系需要更现实主义的坐标：既不抱幻想，也不放弃改善空间，但必须以实力与底线为前提，坚决反对将台湾问题“日本内政化”，并在经济与安全层面做好多手准备。日本会否走向更激进的“正常国家”路径、并把亚太拖入更高烈度的安全困境？我们又该如何在斗争与合作之间把握分寸、以战略定力避免被他国民粹牵引？这些亟待厘清的问题，正是本篇对话的探讨所在。
大湾区对话
邀请嘉宾：郑永年
本期采编：王希圣
对话时间：2026.02.11
大湾区评论：
据日本放送协会（NHK）的数据，高市领导的自民党获得1955年创党以来史上最大胜选，自民党316席单独过半，与维新会的执政联盟获得356席约四分之三席位。您如何认知和应对日本右派的再次崛起？
郑永年：
这是高市早苗的一大胜利，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外国媒体都这么说。不过，我并不感到任何惊讶，原因有几个。首先，日本长期以来是一党独大的体制，反对党只执政过两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基本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这和西方的多党制很不相同。日本从未真正实现过西方意义上有实质性意义的政党轮替，即便偶尔发生，也毫无实际意义，反对党根本做不了任何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美国等西方国家都不认为日本是民主国家，因为西方对民主的定义核心是政党轮替，而非仅仅是选举制度。其次，日本的右翼势力一直很强大，只是现在变得更加强势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的兴起。像美国这样的多党制国家，右派也全面获胜，欧洲的右派势力也在整体崛起。而日本是右翼势力与一党独大体制的结合，这自然会让自民党在此次选举当中赢得更多支持。很多人说这是“惊喜”，我却一点都不觉得意外，完全不需要惊讶。从选举情况来看，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但它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层面，我们都必须特别关注。
2026年2月8日，在日本东京，工作人员在一处计票站内工作（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如您所言，在选举过程中民粹主义可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您认为本次选举中，是政治因素（如外交议题）占据更主要的地位，还是国内因素（如经济议题）产生的影响更为关键？
郑永年：
我想这两者是分不开的。如果一定要权衡哪个影响更大，我觉得很难判断，毕竟对不同选民的影响不一样，两个因素都有影响。从外交层面来看，尤其是国际媒体的报道似乎认为，外界的刺激因素，比如中国的反制高市的政策刺激了日本。但是，我觉得这种看法并不准确，不应过度夸大其外交层面的影响。当前的核心还是日本的内部问题，大部分选民更关注民生和国内事务。日本确实面临着老龄化、政府债务、福利、移民等诸多问题，而且问题非常多，涉及方方面面。
在这种背景下，高市巧妙地利用了所谓的外交压力，将其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无论在哪个国家，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互相无缝对接，而且往往可以自由切换，而日本更是如此。正如我们之前的对话所讨论过的，日本的右派甚至军国主义势力从未被彻底清算，这种势力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再到高市时期，一直呈上升趋势，这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他们利用外部压力动员民众的手法，我认为与西方的右翼势力颇为相似，拉美地区的左右翼民粹主义也常借助外部压力或形势来动员民众，本质上是相同的机制。
很多日本民众主要关心内政，对于外交事务了解有限，而高市等人正是利用这些外部因素鼓动民众，尤其是公开叫嚷“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将台湾问题“内政化”，似乎台湾问题是日本的内政问题。一方面凸显出其反华的立场，另一方面“唤醒”着右派和很多日本民众的帝国殖民意识。这一点对我们影响很大。
大湾区评论：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2月10日表示，修宪是自民党的既定方针，党内无人反对修宪，因此应尽早为国民提供公投的机会。而高市早苗曾扬言，要让日本成为一个拥有开战权的“正常国家”。日本修宪需先经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再通过国民公投。您如何看待接下来高市政府即将可能推动的国家“正常化”呢？
郑永年：
日本右派的议程，从之前提到的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再到高市早苗，都是一脉相承、逐步实现的，其核心目标显然是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确实难以干预日本推动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发展。
过去，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主要受到三方面制约：一是受到内部宪政体制的约束；二是受到美国的管控；三是受到日本国内气氛对和平诉求所产生的制约。简单来说就是宪政的制约、外部的制约，以及民间的制约。但现在，日本保守政府已经完全自由了，这些制约因素几乎都消失了。
从国内民间社会来看，右派民粹主义正在崛起。民粹主义这一现象很复杂，因为它既涉及内政又关联外交，两者相互交织，很难明确区分哪些是国际因素，哪些是国内因素，促使了右翼的崛起。但总体而言，右翼势力推动国家“正常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而现在，日本在制度层面也有了支撑，那就是日本保守势力在众议院拥有了更多的席位。
与此同时，美国因素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美国是日本的外部制约，但特朗普提出“日本的安全由自己负责”，这使得外部约束也不复存在。当内外制约都消失后，日本自然会加速推进国家“正常化”进程。这并非高市早苗个人的议程，而是日本右派长期以来的计划。
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台湾问题。此前我们讨论过，美国传统精英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更为复杂，而特朗普则倾向于将台湾问题工具化，利用它来制衡中国。对美国而言，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高度重合，这里既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也是其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地带。因此，美国一直将日本视为在亚太地区实施“离岸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不完全相同。美国更多是“以台制华”，甚至可以用来讨价还价；但对日本来说，台湾问题已不仅仅是地缘政治上的安全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的内政化层面，这可能带来严峻后果。我早些时候说过，如果未来局势失控，亚太地区的冲突点可能集中在日本、朝鲜半岛、台湾地区或南海等地，这些冲突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现在的趋势似乎更加明显了，随着两岸关系走向冰点，加上日本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很可能成为爆发冲突甚至战争最关键的变量。
2026年2月5日，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发帖称，表示“完全且全面支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执政联盟（图源：真实社交）
大湾区评论：
那您如何看待美国方面对日本推动国家“正常化”？特朗普政府真的会放任日本“放虎出笼”吗？毕竟您也提到，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利益逻辑不同，且美日曾在二战中交战。您是否认为美国真的会放心让日本来制衡中国？
郑永年：
这要结合新的形势来看，毕竟形势一直都在变化的。不过日本右派对美国的仇恨是根深蒂固的。上世纪80年代，右派人物石原慎太郎就提出“日本可以说不”，这话就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但是，日本安全完全是美国的延伸，日本反美没有任何力量，反而很快被美国打压下去。后来因为中国崛起，他们转而采取反中亲美的策略去达到其目标。在日本，对美国的仇恨和对中国的恐惧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国际博弈的问题——日本、美国、中国三方之间，我们该如何应对？台湾问题我刚才提到过，对美国和日本来说意义不同。美国奉行的是离岸平衡战略，而日本呢，因为台湾曾是它的殖民地，且它从未放弃过殖民心态，所以会觉得台湾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这本质上就是殖民心态自然流露。因此，关键还是要看中美之间如何互动，以及美国如何认知当前的局势。
美国国内对日本的认知也并非统一，不同群体的看法存在差异。比如特朗普可能会把日本当作打击对手的工具；美国的亲日势力和反华势力看法也不一样；而民众中和平主义者的观点又会有所区别。但就目前而言，关键还是取决于中美之间的互动。如果中美之间建立起信任，双方就能共同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和右派势力重新抬头的问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可如果中美之间缺乏信任，甚至互为竞争对手，那日本必然会利用中美矛盾来扩大自身的战略空间。我之前就说过，一旦中美关系缓和，日本肯定会设法破坏，因为日本最害怕的就是中美找到更多共同利益，那样它的战略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而日本战略空间最大的时候，恰恰是中美对抗之际。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能只被民粹情绪所左右，更要从大的战略层面来考虑这些问题。
角板山蕃童教育所，台湾日据时期用于“教化”原住民儿童的机构（图源：长安街知事）
大湾区评论：
没错，我们不应该被民粹主义左右，而应该从大的战略来思考。那我们回到台湾问题，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此次日本自民党若推动修宪，会对和平或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产生怎样的影响？其中哪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哪方面可能更小呢？
郑永年：
大陆当初提出“一国两制”，其背后的意涵就是和平统一。大陆之所以会提出“一国两制”，其背后的目的就是我们决定用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如果要武力统一，就不需要“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的核心前提就是和平。但如果任由局势发展下去，和平统一的希望可能会越来越渺茫，尤其是考虑到日本因素的话，情况会更加复杂。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大陆对待台湾民众的感情与对待日本右派的态度存在天壤之别，对待各方的战略立场也各不相同。我们一直强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可一旦日本卷入其中，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湾区评论：
您刚才提到日本是一党独大的局面，执政权力基本由右翼把持。不过近五到十年，日本新崛起了一个名为“参政党”的极右翼政党。我们也注意到，极右翼势力在欧洲正逐渐主流化，并且越来越多地掌握执政权力。在这次选举中，参政党的席位从原来的2席增加到了15席。您是否认为，这种极右翼势力会否在日本不断壮大，甚至有一天像特朗普影响共和党那样，让自民党本身也走向极右翼化？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呢？
郑永年：
这可能性很大。日本的情况和欧洲类似，都存在右翼势力。比如德国现在执政的是右翼，还有极右翼的选择党；法国也一样，马克龙本身就中偏右，同时也有极右翼的国民联盟；英国、意大利等国也都有极右翼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极右翼崛起其实是一种世界性潮流，日本的极右翼做法也在模仿欧美的极右翼模式。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日本民众的顺从和从众性更强，比欧洲要严重得多。欧洲民众会公开站出来反对极右翼，但日本民众基本上对权威和权力非常顺从，并且是随大流的。回顾历史，日本二战前曾出现过军队里的极右翼势力绑架政权的情况，而一旦极右翼掌握了国家机器，日本人就会完全认同这个政权。当下这种极右翼绑架政权的可能性，在日本要远远高于欧洲。
比如德国的极右翼，即使是右派政党也会非常小心地对待；法国整体偏右，但对极右翼保持警惕。可在日本，国民性决定了民众不仅很少反对，说不定还会推波助澜。这就导致自民党被日本极右翼绑架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欧洲国家的极右翼势力掌权的可能性。我们对此要更加小心。
大湾区评论：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点也呼应了您刚才的观点——如果真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亚太地区的可能性或许更大。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掌权者也是通过民选上台的，而当下的情况，似乎也能看到类似的些许影子。
郑永年：
是的。就今天的局势来说，在我们亚太地区，很多世界大战的引爆点其实可以先排除——我不认为南海会发生世界大战，也不认为中印边界会引发世界大战。绕来绕去，核心问题其实还是日本。那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你看看欧洲就知道，一战引发了二战，二战后彻底清算历史，才算稳定下来。但我们亚太地区，从来没有真正清算过历史，尤其是对日本，无论是对精英阶层还是对普通民众，他们都没有清算历史的意识。
日本老是修改教科书，不肯承认侵略亚洲国家、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事实，反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觉得自己遭受了核打击，就是战争的受害者。正因为从未清算历史，日本的右翼社会基础才会一步步扩张。很多人说高市早苗冒险，但她作为从基层上来的政客，肯定清楚日本的社会基础已经变成什么样了。我们以前总盯着日本的“好话”，比如说所谓的“和平主义”，觉得今天的日本不可能走极端，这些说法其实缺乏深层的思考。
就像此前我曾经说过的，从思想意识形态、组织人事系统到家族脉络，日本从来没有清算过军国主义。当年只是象征性地吊死了几个战犯，形式大于实质，从精英到基层从未进行过历史清算。这种情况下，右翼势力壮大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一天迟早会来，现在不过是时机成熟了而已。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图为东京审判现场。（图源：新华社）
大湾区评论：
我们刚刚从日本国内视角讨论了此次日本大选，也从日本外交及大国博弈的角度谈了相关话题。那站在中国外交的立场，应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
郑永年：
在中日关系上，中国不必抱有任何幻想。中日之间的问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日本人是一根筋的，他们只相信硬实力，不相信其它任何东西。你看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时期与日本的飞鸟时期，二者一战后，日本安分了很长时间，足足几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投降或战败，只承认战争结束了，尤其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的。这时候我们要思考，如果现在的外交手段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被认为是在帮助肇事者，那该怎么办？
经济上如何应对日本？军事上如何准备？这些都得有所规划。准备了不一定用，但必须有准备，具体看情况而定。当然，我们也不放弃改善中日关系的希望，但如果没有实力基础，一切都是空谈。有人总说中日同属一个文明、文化相近、是友好邻居，但事实上是，没有实力的话，你自己就会成为日本的受害者。近代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日本人只相信实力，只屈服于实力，从不相信其他东西，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国民性。
所以我们要做多种准备，不能活在幻想里。良好的关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靠实力争取的。基于实力的关系才是真正的关系。现在不要有太多愚昧或盲目的想法，无论左右，都要认清现实。台湾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原则，不允许它被日本内政化。就算不算历史旧账，未来的历史走向也应该是由我们自己主导。
因此，外交斗争要继续，经济和军事上的准备也要跟上，尤其是要正视历史问题。钓鱼岛、琉球群岛这些地方的归属问题要理清楚。比如琉球的地位其实并未确定，因为当初是靠实力确定的。如果日本继续挑衅，我们为什么不考虑用实力重新确定呢？这完全可以。我们可以承认琉球目前在日本实际控制下，但坚决反对其在相关岛屿进行军事化，因为军事化威胁到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对日本明确划出底线。无论是台湾问题还是涉及我们安全的问题，都要划出底线。国际政治表明，实力政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有了实力而不去巧妙地理性地使用，那么最终反而会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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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为《大湾区评论》编辑组根据与郑永年教授的访谈内容整理而成。
GBA 新传媒
对话整理 | 王希圣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初审 | 王炳云
终审 | 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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