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与山河互证
——从璧山古道到神臂雄关的宋蒙战争记忆
明月松
摘 要：本文以清代《璧山县志》等方志文献与现存地理遗存互为参证，通过梳理璧山凉亭关古道与泸州神臂城遗址的历史脉络，探讨南宋时期四川军民在山城防御体系中所展现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精神韧性，进而揭示巴蜀大地在宋元更迭之际的历史角色与文化遗产价值。
关键词：宋蒙战争；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璧山古道；泸州神臂城；地方志；文化遗产
捧读石维明先生《璧山行》，再观泸州神臂城申遗影像，顿觉手中文字与眼前山河，皆成信史。方志中的寥寥数语，需借遗迹得以具象；荒野间的残垣古道，亦赖文献方能解读。璧山与神臂城，一为成渝古道之津梁，一为长江上游之锁钥，相距百里，却在南宋末年共同承载了一段烽火连绵、守土卫国的厚重历史。
一、璧山古道：方志记载中的战时命脉
清乾隆《璧山县志》有载：“宋末，兵燹屡经，邑里萧条。”这“兵燹”二字，所指正是蒙古铁骑南下之祸。其时虽主力战事聚焦合川钓鱼城，然重庆西路之安危，实系于古道是否通畅。璧山地处重庆西出要冲，凉亭关古道石板上的深深辙痕，既是日常盐铁漕运之迹，更是战时粮秣军械转输之证。
考诸史籍，淳祐二年（1242年）蒙古军深入川东，四川制置使余玠遂推行“山城防御”之策，于各处交通节点筑城寨、设烽燧。璧山境内古道沿线犹存之烽燧遗址，正与此战略遥相呼应。方志中“屡经”之载，并非虚言。古道不仅是军事动脉，亦是文明韧性之所系。从“壁山”到“璧山”的雅化，至抗战时期“来了就是璧山人”的胸襟，这种乱世中的包容与坚守，与南宋川民“结寨自保”的生存智慧一脉相承，体现出方志所载“地方社会自我组织”的传统力量。
二、神臂城：地理遗存上的江防史诗
与璧山作为后方枢纽不同，泸州神臂城（亦称老泸州）则是前线抗元的铁血象征。据《宋史》与《元史》断片记载及考古证实，此城始建于淳祐三年（1243年），绝非孤立的军事堡垒，而是一座依山傍水、耕战结合的“战时山城共同体”。
其城垣依山形、顺水势，与长江、沱江天险浑然一体；城内“天生池”保障水源，垦田畴以续农耕，衙署、街市、寺观俱全，堪称南宋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典范之作。它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城堡，也不同于日本纯粹依险而守的山城，其本质是以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为基础，融军事防御、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于一体的“持久战空间”。正因如此，神臂城方能坚守三十四年之久（1243—1277），成为阻遏蒙军顺江东下的关键屏障。近年来出土的宋代兵器、铜镜、生活器具等文物，无声诉说着当年将士与百姓“婴城固守”的日常与坚贞。
神臂城遗址（川观新闻记者 向宇 摄）
三、双城互证：四川山城防御体系的微观缩影
璧山与神臂城，一后方一前线，通过成渝古道这条经济文化命脉紧密相连。方志中关于物资调运、人口流动的记载，在两地遗存中得以实物印证。璧山所代表的民间社会之韧性与供应能力，正是神臂城能够长期坚守的后方基础。二者共同构成了南宋四川“山城联防、军民一体、长期抗战”的完整生态，也是理解为何四川成为蒙古征服过程中耗时最长、代价最高地区的重要注脚。
这两处遗存，一者见证“文脉的静守”，一者铭刻“武备的死战”，共同诠释了中华文明“寓武于文、守土有责”的核心精神。它们既是地理坐标，也是精神坐标，与《璧山县志》《泸县志》等方志文献互为表里，为今人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文本+实物”的双重证据。
四、余论：历史遗存的当代回响
今日，神臂城已作为“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璧山古道亦作为巴蜀文旅走廊上的文化节点被重新关注。这不仅是文物保护事业的成果，更是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功能的生动体现。挖掘、解读与传播此类遗产，有助于我们超越简单的历史叙事，深刻理解四川先民在极端环境下所展现的组织能力、工程智慧与文化凝聚力。
回望这段历史，璧山古道的青石与神臂城的江涛，仍在岁月中回响。它们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既书写于方志典籍的字里行间，也镌刻在大地山河的肌理之中。唯有两者互证，方能听见那穿越八百年的深沉回音，并在新的时代里，赋予其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本文内容系原创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明月松（真名伏志明，蜀中阆苑人，四川省散文学会、泸州市作家协会、泸州市诗词学会会员，《阆苑明月清风》主编）
配图：方志四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