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瘫在沙发上刷手机呢，门铃突然炸响，一声接一声，催命似的。

“谁啊这是？”我嘟囔着趿拉拖鞋去开门。

门一开，我愣住了。

楼道里乌泱泱站了一排人，五个中年男人，个个风尘仆仆，脚边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领头的大舅咧着嘴笑，眼角的皱纹像扇子一样展开：“丫头，不认得我们了？”

“大、大舅？”我舌头有点打结，“你们怎么……”

“来看你妈！”二舅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他挤到前面，手里拎着个鼓囊囊的红色塑料袋，“快，让我们进去，广州带来的烧鹅还热乎呢！”

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侧身让路。五个舅舅鱼贯而入，小小的客厅瞬间被塞满了。他们身上带着一股混合着汗味、烟味和长途旅行特有的疲惫气息，却一个个精神抖擞，眼睛亮晶晶的。

我妈在厨房听见动静，举着锅铲就出来了。看到这一屋子人，她手里的锅铲“哐当”掉在地上。

“大姐！”五个男人齐刷刷地喊。

我妈的嘴张了又合，愣是没说出话来。她的眼睛瞬间就红了，手在围裙上擦了好几下，才颤抖着伸出来：“你们……你们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

三舅上前握住她的手：“说什么说，说了你肯定不让我们来。”

四舅和五舅已经开始卸行李，大包小包往桌上放：广式腊肠、鸡仔饼、老婆饼、凉茶冲剂，还有好几盒我认不出名字的中药材。

“这些都是给你的，”大舅指着我妈，“你看你，视频里脸色那么差，还骗我们说没事。”

原来如此。

上周我妈感冒发烧，在床上躺了三天。我劝她去医院她不肯，说老毛病了扛扛就过去。我和在广州的舅舅们视频时顺嘴提了一句，没想到他们记心里了。

“就一点小感冒，你看你们……”我妈声音哽咽，转身去拿茶杯，“坐，都坐下，我给你们倒茶。”

五个舅舅却不坐，像检阅部队似的在家里转悠。大舅看了看天花板角落的一点水渍，二舅摸了摸暖气片，三舅检查窗户的密封条，四舅盯着电视机后面积灰的插座，五舅已经钻进厨房看煤气灶了。

“暖气不太热啊，”二舅皱眉，“冬天怎么过？”

“窗户该换了，漏风。”三舅得出结论。

四舅从电视机后面扯出个缠成团的插线板：“这个太危险，明天我去买个新的。”

五舅在厨房喊：“大姐，你这锅底都薄了，该换新的了！”

我妈端着茶壶出来，哭笑不得：“你们这是来突击检查啊？”

“就是来检查的，”大舅终于坐下，喝了口茶，“不然怎么知道你到底过得好不好。”

客厅的沙发坐不下这么多人，我从餐厅搬来椅子。五个舅舅挨挨挤挤坐下，瞬间把我家那个老旧的布艺沙发压得陷下去一大截。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广州话、普通话夹杂着老家的方言，屋子里顿时热闹得像过年。

我妈坐在他们中间，脸上的笑容是我这几个月来见过最明亮的。

晚饭是临时凑的。我把冰箱里的存货全翻出来，我妈指挥着舅舅们打下手。别看这些大老爷们平时在各自家里可能油瓶倒了都不扶，在我妈面前却乖得很。二舅剥蒜，三舅洗菜，四舅切肉，五舅摆碗筷，大舅则陪我妈说话。

厨房小，挤了这么多人转身都难，可谁也没抱怨。热气腾腾中，我看见四舅偷偷抹了把眼睛。

饭桌上，五个舅舅轮番给我妈夹菜。

“这个多吃点，补气血。”

“那个少吃，你胃不好。”

“汤多喝，熬了四个小时呢。”

我妈的碗堆得像小山，她笑着抗议：“够了够了，当我是猪啊？”

“就是要把你喂胖点，”大舅认真地说，“上次视频看你下巴都尖了。”

话题从身体状况慢慢扩散开。他们聊起小时候，聊起外公外婆，聊起老家那个已经拆迁了的院子。说到动情处，几个大男人眼眶都红红的。

我才知道，原来我妈是家里唯一一个女孩，也是老大。外公走得早，外婆身体不好，是我妈一手把五个弟弟带大的。最困难的时候，她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家给弟弟们缝补衣服，自己却舍不得买双新鞋。

“大姐有一年冬天脚冻烂了，还背着老五去医院。”三舅说，“那时候我们不懂事，还闹着要吃糖。”

五舅接话：“我记着呢，我发烧，大姐背着我走了十里夜路。”

我妈摆摆手：“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提它干嘛。”

“怎么不提？”二舅声音提高了，“没有大姐，我们五个能有今天？”

原来，五个舅舅当年读书，都是我妈省吃俭用供出来的。大舅考上中专，我妈把自己结婚的彩礼钱拿出来给他交学费。二舅学手艺，是我妈挨家挨户借的钱。三舅、四舅、五舅，个个都受过她的恩。

“后来我们去广州打工，大姐还每个月给我们寄家乡的辣酱，”四舅回忆，“说怕我们吃不惯。”

五个舅舅在广州从最底层干起，搬砖、扛包、进工厂，慢慢站稳脚跟，成了家立了业。可无论混得好坏，他们心里最惦记的，始终是这个在老家替他们守着一份念想的大姐。

“我们劝过多少次，让大姐去广州，”大舅说，“她总说不习惯，其实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我妈低头扒饭，假装没听见。

晚饭后，舅舅们不让我妈动手，集体收拾洗碗。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从行李里掏出了工具包。

真的，就是那种专业的工具包，钳子锤子螺丝刀一应俱全。

“今天先干点小活，”大舅宣布，“明天再去买材料。”

于是，那天晚上，我家变成了施工现场。三舅修好了漏水的水龙头，四舅换掉了所有老旧的开关插座，五舅给厨房装了个新的置物架，二舅把我卧室吱呀响的衣柜门修好了，大舅则把我妈那台老缝纫机上了油，调试得跟新的一样。

我妈坐在沙发上，看着弟弟们忙碌的背影，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

她哭得很安静，只是用手背不停擦眼睛。我坐过去搂住她的肩，发现她在微微发抖。

“妈？”

“我没事，”她吸吸鼻子，“就是……就是高兴。”

深夜，打地铺的打地铺，挤沙发的挤沙发，五个舅舅就这样在我家安顿下来。呼噜声此起彼伏，我却睡得特别踏实。

第二天一早，他们真的去建材市场了。回来时，拉了一车的材料和工具。接下来的两天，我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卫生间重新做了防水，厨房贴了新瓷砖，阳台封了窗，所有的窗帘拆下来洗得干干净净，连我书桌摇晃的腿都被加固了。

他们干活时争执，开玩笑，互相拆台，就像小时候那样。我妈系着围裙给他们做饭、倒水，脸上始终带着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光彩，好像时光倒流，她又变回了那个带着五个弟弟的大姐姐。

第三天下午，舅舅们要走了。他们下午的飞机回广州。

午饭吃得有些沉默。大舅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妈面前。

“这是什么？”我妈皱眉。

“我们五个凑的，”大舅按住我妈要推回来的手，“不是给你的，是给丫头上学用的。”

我愣住了。

“我们知道你难，”二舅接着说，“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丫头争气，考得好，”三舅拍拍我的肩，“以后有出息。”

四舅和五舅点头，眼神里都是诚恳。

我妈的嘴唇颤抖着，这次她没有拒绝，只是重重地点头，把信封紧紧攥在手里。

送他们去机场的路上，车里很安静。到了航站楼，五个舅舅挨个拥抱我妈。抱得很用力，很久。

“照顾好自己。”大舅说。

“有事打电话，我们随时过来。”二舅说。

“冬天暖气不够就开空调，电费我们出。”三舅说。

“按时吃饭，别凑合。”四舅说。

“姐，我们过年回来。”五舅最后说，声音有些哑。

我妈一直点头，一直说“好”，一直笑着，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安检口，她的笑容才垮下来，眼泪决堤而出。

回家的车上，她握着那个信封，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轻声说：“你知道吗，他们小时候，一个个都是我带大的。老五出生时，我才十二岁，抱着他满院子转悠。一晃眼，他们都当爷爷了。”

我握住她的手，发现那双手粗糙，关节有些变形，却温暖有力。

“他们没白疼。”我说。

我妈转头看我，泪中带笑：“是啊，没白疼。”

晚上，我打开那个信封。里面除了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是五个舅舅歪歪扭扭的签名，和一句话：

“大姐，有我们在。”

我把纸条递给我妈。她看了很久，然后仔细折好，收进了贴身的口袋。

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安静，但又不一样了。水龙头不漏水了，开关很顺手，厨房的置物架刚好放得下所有的调料瓶。每个角落，都留着五个舅舅来过的痕迹。

我妈坐在修好的缝纫机前，脚轻轻踩着踏板。机器发出均匀的嗡鸣声，像一支温柔的歌。

窗外，夜色渐深。而我知道，在这片夜色的另一头，在广州那座喧嚣的城市里，有五个男人，正以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这份跨越千山万水的牵挂。

血缘这东西，平时不觉得，关键时刻才知道——它像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没它，真的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