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到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你能想象她们下一秒会脱光衣服往人身上蹭、用艾滋血威胁对手、甚至把人骂到心脏病发作吗？在河南商丘，一支由糖尿病盲人、乳腺癌患者、冠心病大妈组成的“妈妈队”，用最原始的暴力，干着最专业的讨债——直到她们被定为“黑社会”。
河南商丘“大妈讨债团”，一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身患重病的农村妇女，从广场舞队友变成讨债打手，最终被法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刑。这起案件挑战了我们对“黑社会”的想象，更赤裸裸地暴露了民间债务纠纷的野蛮生长、边缘群体的犯罪异化，以及“法不责老”观念下的司法困境。
时间回到2016年1月，河南商丘某政法干校家属院里，一群大妈拿着扩音喇叭，对着居民破口大骂。原因是附近在建高层小区影响采光，居民投诉导致停工，开发商便雇了这群大妈来“谈判”。居民代表小李回忆：“她们上来就骂，推搡拉扯，我们根本不敢还手。”
这只是“妈妈队”的日常一单。这支队伍的核心成员，堪称“病友联盟”：高大妈，双目失明，靠每月200元低保维生；苏大妈，乳腺癌切除左乳，左臂肿胀；陈大妈，冠心病加高血压，离异住出租屋；胡大叔，队里唯一男性，腿瘸、肺气肿、哮喘，负责接活和后勤。
从法律角度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松散的“骂街团伙”，而是一个有组织、有分工、有经济来源的犯罪集体。根据我国《刑法》第294条，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具备四个特征：组织稳定性、经济实力、暴力行为、非法控制性。“妈妈队”虽无刀枪，但她们的暴力手段更加“精准狠”——专攻道德与心理防线。
她们的“工作流程”高度专业化：接单后，三四人到十几人组团出动，自称“债主亲友”，要求还钱。若对方客气，她们也客气；若对方强硬，立即启动“骂战模式”。但这不只是骂街——曾有受害村民赵某描述：大妈们朝人吐口水、撕扯女性衣物、脱光自己往男性身上蹭，甚至抓伤男子致其住院，一位老人因受惊吓几个月后去世。
这里涉及多个罪名：寻衅滋事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甚至可能涉嫌强制猥亵罪。根据《刑法》第293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而脱衣蹭人等行为，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罪，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更荒诞的是，商丘当时类似的“职业讨债团队”不止一个，竞争激烈。苏大妈说：“今天我们去，老板觉得不行，明天就换另一批。”有时两队相遇发现是熟人，还会“停战谈判”。2016年1月的一次冲突中，对方团队跳出几名艾滋病携带者，一人用钢筋砸破自己头大喊：“我有艾滋病，我要把血弄到你们身上！”“妈妈队”瞬间溃散。
这种“疾病武器化”的现象，在法律上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升级版。艾滋病血液威胁不仅造成恐慌，更涉嫌传播疾病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016年3月，包括高大妈、苏大妈在内的14人被警方抓获。2017年7月，河南法院一审判决：14人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获刑2年至11年不等。宣判后家属炸锅：“这怎么能算黑社会？判太重了！”大妈们也喊冤：“我们不懂法，讨债天经地义！”
一群老弱病残，能否构成“黑社会”？法院认为，她们已完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有领导者、骨干和固定成员；有经济来源，每次出场费100-200元，重要任务报销路费食宿，受伤或进派出所费用更高；有辱骂、吐口水、撕衣服、猥亵、伤害等多样且持续的暴力手段；通过非法暴力威胁，迫使被害人妥协，形成心理威慑。她们所谓的“不懂法”不是免责理由。我国刑法规定，不知法不免责，除非是法律认识错误导致无法预见行为违法性。但大妈们长期从事暴力讨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有基本认知。
从犯罪心理学看，“妈妈队”的演变是典型的群体极化与道德解绑。最初或许有“替人出头”的正义感，但在群体鼓动、金钱诱惑下，底线逐渐崩塌。她们将自身“弱势身份”武器化——利用社会对老弱病残的宽容，实施暴力而不易被反击。
此案判决后，河南多地开展“民间非法讨债专项整治”，并将“职业讨债团伙”纳入扫黑除恶常态化打击范围。法律正在传递明确信号：暴力讨债，无论包装成“维权”还是“替天行道”，都是犯罪。
回看这些大妈，她们是可恨的，也是可悲的。可恨在于手段卑劣、无视法律；可悲在于生存所迫、认知局限。但法律的天平从不因“可怜”而倾斜——它衡量的是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
暴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无论它穿着广场舞鞋还是病号服；法律也从不因年龄或疾病而打折，因为它守护的是每个人最基本的尊严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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