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数千名儿童强行带离家庭所产生的涟漪效应,至今仍未消散。正如我本人一样,许多澳大利亚原住民在成长过程中,家庭里至少都有一位亲属在童年时期被带走。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再见到亲人。
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对澳大利亚各州和领地的补偿方案进行了深入调研,试图评估哪些模式最为有效。研究结果显示,幸存者所能获得的赔偿数额存在巨大差异,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当年是从哪个行政区被带走的。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昆士兰州——它是目前全澳唯一一个尚未设立任何补偿计划的州。在相关研究正式发表前,我曾在去年底的国家原住民法律会议上展示了这些发现。之所以现在公开,是因为太多的幸存者正在老去,他们无法再无限期地等待政府的行动。
除昆士兰州外,澳大利亚其他各州和领地均已提供了不同形式的金钱及非金钱补偿。不过,新南威尔士州、南澳大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的方案目前已停止接受新申请。
许多幸存者及其家属表示,生活上的务实支持往往比金钱更重要。这些措施包括:
即便如此,经济赔偿依然具有象征与现实意义。目前各地的赔偿金额不等,南澳大利亚州为30000澳元,而维多利亚州则高达100000澳元。
昆士兰州至今仍未启动任何补偿计划。202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大利亚超过四分之一的原住民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居住在该州。
2024年,昆士兰州自由国家党政府废除了《通往条约之路法案》,并放弃了该州的“真相与治愈”调查。尽管政府强调“致力于务实的和解”,但对于昆士兰州的幸存者而言,他们已没有时间继续等待所谓的“务实行动”。
通过对比各州方案的财务和非财务指标,我的分析结论认为,维多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的补偿机制最为成功。
以塔斯马尼亚州为例,该计划允许已故幸存者的子女申请赔偿金。这一做法正视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将孩子从家庭中夺走,其负面影响绝非一代人可以消减,而是具有跨代效应。
我的完整研究报告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学术期刊发表。目前的初步研究提出了14项针对最佳实践补偿方案的建议,重点包括:
需要指出的是,100000澳元远低于法院此前在相关赔偿裁决中所认定的公平数额。
1957年圣诞节,13个月大的布鲁斯·特雷沃罗因胃痛和腹泻病倒了。
特雷沃罗一家当时没有车,住处离阿德莱德儿童医院有数小时车程。由于父亲要照顾另外三个年幼的孩子,便托邻居开车将婴儿送往医院。
在随后的数月里,父母一直苦苦哀求获取儿子的消息。特雷沃罗的母亲曾写信给原住民保护委员会询问:“我想请问布鲁斯宝宝的情况如何,我还要等多久才能接他回家?”
委员会在回信中谎称其子“情况良好”。然而事实是,在入院仅仅两周后,他就被强行送往一个白人家庭寄养。当特雷沃罗多年后再次见到家人时,他的父亲已经撒手人寰。
2007年,南澳大利亚州最高法院裁定赔偿现年50岁的特雷沃罗775000澳元(含利息)。不到一年后,特雷沃罗便与世长辞。
2025年的一份题为《你们是在等我们死掉吗?》的报告指出,1997年《带他们回家》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支持建议,目前仅有6%得到落实。
治愈基金会主席、原住民男子史蒂夫·拉金去年表示:“报告提交至今已近30年,幸存者正在快速离世。”
在为时已晚之前,我们需要针对残存的“被偷走的一代”幸存者实施更有意义的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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