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天，闽赣交界的群山间还透着寒意。紫山深处的一处密林里，两个人趴伏在潮湿的土坡后，大口喘着气。枪声在远处零零星星响着，其中一人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只要还能活着，总有一天，我们会再见到那面旗。”这句话，被他记在心里几十年。等到新中国成立，他却选择躲进寺庙，悄悄把那面旗藏在心底一辈子。
这人，就是在书本和官方记载中“30岁牺牲”的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
有意思的是，直到1989年，关于他“牺牲”的定论才被彻底翻过一页。原来，当年那场在报纸上写得有鼻子有眼的“黑枪”事件，只是真的中了一半。人没死，却悄然从革命队伍的明面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寺庙里的一个“老和尚”。
一、生死成谜：30岁“阵亡”的省委书记
1905年，江西兴国县一个普通村落里，一个孩子呱呱坠地。乡亲们大概不会想到，这个自小爱看《水浒》《三国》的男孩，日后名字会出现在“省委书记”这样的职务前面，也会出现在“英烈名册”里，而且一度被写成“30岁牺牲”。
少年时的钟循仁，性子烈，心气高。村里人提起他，有个绰号流传得很广——“癫哥”。癫，并不是说他疯，而是指他做事敢豁出去，真遇上事，别人往后退，他反而往前冲。这种脾气，在动荡年代，很容易走向极端，但也很容易被时代推上前台。
1926年，北洋军阀势力尾声未尽，兵痞闹事在各地并不少见。那一年，21岁的钟循仁，带头在冲突中打死了四五个喝醉酒滋事的北洋兵。这件事在兴国一带传开后，他在乡里的名声一下子“炸了”。有人说他鲁莽，有人说他有种，但不可否认，乡村中的青年，很快愿意跟着他一起行动。
不久之后，农运的浪潮涌进赣南山区。1927年前后，兴国县也开始有人组织农民协会，动员佃户、贫苦农民维权、减租。钟循仁站了出来，成了骨干人物。同年年底，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乡村里的一条“恶虎”，转身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干将。
1928年春，他从游击队大队长的位置转去做地方工作，开始系统参与苏区政权的建设。到了1932年，他担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对兴国老乡来说，曾经那个打架最狠的“癫哥”，成了按政策分配田地、组织群众斗争的“父母官”，这当中变化不小，却也顺理成章。
1934年初，他进一步被任命为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奉命前往于都组建赣南省苏维埃。出发前，他回了一趟老家，把弟弟叫到身边，将两个女儿托付给他抚养，叮嘱话语掷地有声，要家人“死也要跟着共产党”。从那一刻起，这个江西汉子等于把个人命运，彻底绑在了革命的战车上。
同一年年底，局势陡然紧张。1934年11月底，国民党第52师向闽赣苏区发起进攻，防线骤然吃紧。闽赣军区领导层——司令员宋清泉、参谋长徐江汉、政治部主任彭祜，在关键时刻一再主张退避，打着“保存力量”的旗号，放弃多个根据地。这种做法，很快引起中央分局领导的警觉。
于是，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拍板，让钟循仁火速赴闽赣，担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闽赣军区政治委员，负责稳定军心，挽回颓势。这个安排，在当时无疑是一副重担，也是对他的极大信任。
1935年春节前夕，他率一支独立营，强行突破封锁线，杀进闽赣省境内。队伍一路上损失惨重，最终跟他走到目的地的，只有十多人。纯粹用性命拼出来的道路，也正说明那片根据地已经岌岌可危。
进入闽赣苏区后，他很快察觉军区领导层气氛诡异。宋清泉、徐江汉、彭祜在战事上畏缩不前，在政治上又排挤地方干部，对革命前途缺乏信心。钟循仁一次次找他们谈话，希望拉回来，可对方心思已变，勉强应付，表面顺从，实则暗中打算自己的退路。
后来发生的事，便牵引出那桩“死因”之谜。
二、黑枪背后：叛徒的自供与真相的缺口
1935年5月初，闽赣苏区形势越发严峻。省委工作团和军区部队渡过仙游河后，在山间辗转，战斗不断。一个个连队折损，队伍到后来只剩三百余人。人困马乏，又被敌人紧追不舍，稍有不慎，就可能全军覆没。
就在这种紧绷状态下，宋清泉提出，要主动与仙游一带的民团“联系”，以诈降方式保存实力。他的说法，看上去像是一种权宜之计，实际上已经接近公开打退堂鼓。钟循仁听完，当场怒斥这种想法“离革命相差十万八千里”，并明确提出不能走这条路。双方在山道上争得极厉害，表面上算是“意见不合”，实质上已经出现路线分歧和政治立场的裂痕。
有意思的是，事后叛徒在国民党报刊上的自述里，对这一段争执进行了添油加醋的描写。他把自己塑造成“看清形势”的人，把钟循仁刻画成“不顾现实”的“顽固派”，听起来颇有几分为自己叛变开脱的意味。
5月上旬，队伍转入紫山一带隐蔽。这里山高林密，本应是比较理想的藏身之所。可惜，行踪已经被人暗中出卖。敌军很快包围过来，形成一个收紧的包围圈，准备一举歼灭这支残部。
在危急当口，宋清泉再次提出诈降，理由仍是“保留红军火种”。钟循仁依旧严词拒绝。他并非不知险恶，曾经也考虑过只带省委工作团的干部突围另走一条路，但从组织原则出发，他又犹豫，担心这会造成队伍分裂，让基层战士产生误解。这份犹豫，在后来看来，不得不说有几分悲剧的成分。
那一夜，山中阴云压顶。宋清泉刻意带着军区大部分人马往外拉，远离省委工作团的驻地。彭祜则留下，混入干部队伍。第二天天蒙蒙亮，山谷里一阵骚动，彭祜神色慌张地跑来，说宋清泉、徐江汉已经“向敌人投诚”，情况糟糕，必须赶紧去寻找部队。
就在这种紧张气氛里，钟循仁信以为真，急急跟他往山道深处走。按叛徒后来在报纸上的讲述，就是在那里，他趁没人注意，从背后开了一枪。枪声响起后，他又忙不迭用草叶盖住“遗体”，随后下山投敌。这篇文章在国民党报纸上刊出后，被当成“立功材料”广为流传。
也正是这篇内容详尽的报道，成为战后很多党史材料认定钟循仁“1935年牺牲”的主要依据。《赣南英烈》中关于他的牺牲记载，正是据此而来，连年龄都算得清清楚楚：30岁，死在紫山密林里。
问题在于，这份自述里有一个关键漏洞——没有任何第三方目击者，也没有找到遗体。战火纷飞年代，许多烈士的牺牲情况无法完全还原，这种“只能根据敌方供述推断”的情况，难免会留下空白。只是当年大多数人不会想到，这一次的“空白”，竟然是整整四十多年的“误判”。
真正的情况，其实完全不同。
仙游民团攻上紫山时，省委工作团驻地很快陷入混战。枪声、叫喊声、树木被打断的炸裂声混在一起，现场极为混乱。干部和警卫人员伤亡惨重，但也有人趁乱纵身钻进密林，沿小道分散突围。
在这些人当中，有两个名字没有被枪火夺走：钟循仁和杨道明。当时的杨道明，是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两人一边转移，一边利用地形隐蔽，穿过一道又一道山梁，终于脱离了敌军搜索的核心区域。那一刻，他们曾以为只是暂时脱险，谁也没想到，这一脱，便是新的半生。
三、隐入寺门：从省委书记到“妙圆”法师
摆脱追兵后，两人很快意识到，闽赣苏区的有生力量已经遭受重创，短期内难以恢复原有局面。更糟糕的是，山区民团和敌军密布，公开恢复革命工作几乎不可能。继续在山野中游走，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逃亡途中，杨道明旧病复发，肺病加重，气喘咳嗽难止。长途奔走对他来说已极为困难。情况紧迫，二人不得不重新评估出路。就在这时，一个看似离经叛道的选择摆到面前——躲进寺庙。
在革命队伍里，这个主意听上去多少有点“怪”。寺庙是宗教场所，和尚是出世之人，而他们之前做的一切，都是要改变社会的入世事业。可在那种环境下，能让一个病人安静下来，能遮掩真实身份，能暂避锋芒的地方，实在不多。
他们开始试着往寺庙方向打主意。一座寺去敲门，被拒；转向另一座，又被拒。僧人们多半担心惹祸上身，根本不敢收留来历不明的人。前前后后跑了九座寺庙，处处碰壁，直到有人悄悄给他们指了一条路——去闇亭寺试试。
闇亭寺位于偏僻山间，香火不算兴旺，来往香客也不多。也正因为冷清，反倒适合作为藏身之所。经过再三请求，寺中僧人终于答应留下这两位“投靠”的外来者。自此，昔日的省委书记、省苏主席，换上僧袍，剃度出家，一个取法号“妙圆”，一个取法号“馨扬”。
这一步，意味着他们的公开身份彻底改写。对外是僧人，对内仍是把自己的初心藏在心底的共产党人。两者之间，看似相距遥远，其实也有交集：吃苦耐劳的习惯，自律克己的要求，对原则的坚持，在佛门清规和革命纪律之间，有意想不到的相通之处。
在寺庙生活中，钟循仁把过去在苏区积累的组织经验、劳动观念自然带了进去。闇亭寺地处偏僻，经济并不宽裕，依赖香火远远不够维持运转。他便以自身示范，带领僧人开荒种地，自己动手解决生活问题，把“劳动光荣”“自给自足”的理念搬到寺院里。
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既是维持生计，也是掩护身份。村民路过山下，看见的是一群老实巴交的和尚在地里弯腰，很难将他们与曾经在闽赣苏区指挥斗争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说，这种“隐身术”在那个年代极为有效。
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就在局势即将发生大转折时，噩耗传来——杨道明被国民党方面抓捕。这个消息，对闇亭寺里的“妙圆”打击不小。他非常清楚，自己也处在危险边缘，一旦身份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为避免连累寺里其他僧人，他选择悄然离开闇亭寺，再次踏上流亡之路。此后数年，他辗转多地，保持极高的警惕，把自己的过去严严实实锁在心里。既不主动暴露政治身份，也不做引人怀疑的举动，在夹缝中求生存。
时间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局势大体明朗，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土崩瓦解。7月间，闽赣一带战争态势已经发生根本逆转。就在这个时候，钟循仁重新回到闇亭寺。对照时间不难看出，他是在敏锐感知形势已定，才选择回到那个曾经庇护过自己的地方，继续以僧人身份生活。
不少人会好奇：解放后，为何不主动站出来表明旧身份，回到党组织怀抱？一个细节很关键——在解放前夕，他无意间看到了彭祜那篇刊登在国民党报纸上的“自供”报道。上面写得清楚：他已经“死在紫山的一声黑枪之下”。
对很多烈士家属和党内同志来说，这样的报道当然可恨，但对一个还活着的当事人来说，却产生了另一个结果。他意识到，党组织和官方已经默认他“牺牲”，名字可能已经被写进烈士名册。既然如此，如果贸然站出来，既会让战友曾经的判断陷入尴尬，也可能给正在逐步规范化的党史认定工作增加混乱。
出于这种考虑，他在心里慢慢做出一个决定——既然“已经死过一次”，那就干脆把这“死亡”延续下去，让真实身份永远停留在紫山密林里，而把余下的人生交给寺庙里的清灯古佛。他选择继续沉默，继续以“妙圆”法师的身份生活，悄悄把共产党人的传统带进寺院，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落到每一件小事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带领下，闇亭寺多年坚持自种自给，在佛教团体中形成了独特的“能工能农”氛围。福建省佛教会的会议上，多次点名表扬闇亭寺的风气：不铺张，不攀比，不靠烧大香敛财，而是靠双手把寺庙维持下来。这种表扬，用的是宗教系统的口吻，骨子里的气质，却透着苏区干部的影子。
四、一生保密：寺庙深处的一段党史
1981年4月29日，“妙圆”法师在闇亭寺内因病去世，终年76岁。寺里僧人和附近村民，只知道他是个踏实的老和尚，几十年来勤勤恳恳，脾气不多，话也不多，做事却很利落。有些老乡隐约觉得他身上有股“军人味儿”，却谁也说不清底细。
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依旧坚持那个早年的决定，不向外界主动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临终前，老战友杨道明前来探望，两位老人再见面，已经相隔几十年风雨。病榻前的一段谈话，后来成为解开这桩悬案的关键。
据杨道明回忆，钟循仁交代，希望他能把紫山之后的经历带进坟墓，不再对外人提起。这个请求，可以理解。一方面，他不愿让党组织和地方党史部门陷入被动；另一方面，他也不想把曾经那段坎坷的生涯再翻出来，让后人对当年的判断指指点点。对于一个把个人得失放得很淡的人来说，这种“沉没成本”，也许反而是一种成全。
时间一晃到了1989年。距钟循仁去世，已经过去八年；距1935年紫山一役，更是半个多世纪。那一年，杨道明已年逾八十。长期以来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让他越来越难以释怀。一方面，有战友的遗愿；另一方面，有对党史真实的责任感。
在权衡再三之后，他终于作出选择。1989年12月30日，他找到当地党史办的一位负责同志，把自己这半辈子所知的一切，从紫山突围，到改名隐居，到闇亭寺剃度，再到解放后的隐姓生活，完整讲述了一遍。那些本该写进档案的细节，那些被误认的“死亡”，这时才有机会回归原位。
杨道明在谈话中坦言，自己当年答应战友要保守秘密，但如今看来，如果继续沉默，等他们这一辈人都走了，党史上就会永远留下一个问号——一个省委书记的生死，说不清，道不明，这对党组织并不是好事。与其让这个疑团烂在肚子里，不如在有能力交代清楚的时候，主动把真相说出来。
这番心路转变，并没有什么戏剧化的修辞，却透出老一代人很朴素的观念：个人信用固然重要，但重大历史问题，更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不难想象，他在做出这个决定前，心里一定经历过长时间的拉扯。但终究，还是选择了从历史角度出发，放下个人层面的承诺。
党史部门据此，对钟循仁的生平进行了查证和补充，逐步还原他从兴国走出，到赣南、闽赣工作，再到紫山战斗、闇亭寺隐居的完整轨迹。《赣南英烈》一书，在收入他的事迹时，还特别注明叛徒彭祜当年那篇“自供”的背景与真实情况的差距，让后来读者不至于被那份旧报纸带偏。
与此同时，关于其他当事人的结局，也在档案中有了清楚记录。叛徒宋清泉，在1938年设法混入新四军内部，企图借此掩盖旧恶。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他在新四军中当年的行径被查出后，受到了严厉审查。最终，经核实罪证，由时任领导项英下令，将其处以枪决。这一结果，不仅是对个人背叛行为的惩罚，也是对被他出卖的同志的一种交代。
另一名叛徒彭祜，则选择了另一条躲避路线。他战后混迹于地方机关，甚至进入湖南省政协系统，企图以“新身份”掩饰旧日污点。但群众的眼睛并不迟钝，关于他过去在闽赣苏区的叛变和投敌经历，仍然有人记得。1952年，经群众举报，他被依法逮捕，经过审判后，湖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公布判决，对其执行枪决。
从时间线拉长来看，1935年的紫山密林，到1938年的新四军内部，再到1952年的法庭判决，整整跨越了近二十年。叛徒试图脱身、洗白、隐藏，手段各异，结局却殊途同归。这种“迟来的清算”，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倒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颇为直观的印象：有些账，可以拖延，却不容易彻底抹掉。
回过头看钟循仁的一生，轨迹极为曲折：前半段是典型的苏区干部成长道路，热烈而激荡；中段在紫山之后戛然而止，对外留下“英勇牺牲”的定论；后半段则隐没在寺庙之内，以僧人身份度过漫长岁月。三段人生，表面上彼此割裂，细细一看，却有一条线贯穿始终——对信念不变，对组织不弃，对个人名分看得很轻。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1989年那次谈话，他的一生很可能就永远停留在“30岁牺牲”的简短注脚里，闇亭寺的“妙圆法师”，也只会被记成普通僧人之一。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看上去沉默不语，实际却在某个节点，由一个决心、一句证言、一份档案，将被遮蔽的部分一点点拉回光下。
从这个角度说，那天冬日里，一位80岁的老人走进党史办办公室，把压在心底几十年的故事讲完，不只是为一名战友“正名”，也让一段本该完整的党史，少了一个难以解释的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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