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六千人。到一九三五年春，能从包围圈里钻出去、还能重新聚拢起来的，只剩下零散几股。九路突围，最后打成了一场伤筋动骨的生死仗。
主力红军走上长征路后，中央苏区并没有立刻空下来。项英、陈毅、贺昌这些人，带着留守部队，守在瑞金、于都、会昌、宁都一线，替主力争时间，也替苏区群众挡头一阵炮火。
可局面坏得很快。蒋介石一面调兵围堵长征红军，一面继续压中央苏区。城，一个接一个地丢；人，一批一批地倒。到牛岭战斗后，留守部队已经被压进狭小地带，兵力跌到五六千。
这就是代价。
陈毅这时已经负伤，行动不便，脑子却很清楚。他主张把大队改成小股，钻山、穿林、靠群众，别再和优势敌军硬拼。会开了，动员做了，伤员也尽量疏散了，可时机还是晚了。
敌军封锁线已经合拢，留守红军再想整建制冲出去，几乎不可能了。
二月，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机关被拆开，人员被撒进各路部队里，最后定下的是九路。这不是从容转移，是把还能动的人，尽可能往不同方向推出去，能活一路算一路。
最先撞上硬封锁的，是往闽赣边去的部队。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那年才二十二岁，带队冲到瑞金九堡附近，就被重兵截住。队伍被打散，山里转、沟里钻，最后大部失散，李才莲也牺牲了。
二十二岁。
更沉的一笔，还在后面。何叔衡本不是带兵打山地游击的干部，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苏区工作，后来随便衣队向闽西转移，二月下旬在长汀方向突围时牺牲，时年五十九岁。
老人没走出去。
瞿秋白也在这场大溃围里失陷。他原本因病不便作战，被安排转移，后来在福建长汀被捕。到六月十八日，他唱着《国际歌》《红军歌》，高呼口号，走向刑场。留守苏区这场危局，不只吞掉了部队，也吞掉了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
第三路、第四路、第五路，处境也都差不多。刚越过一道封锁线，前面又冒出新的堵截；刚进山，又被地方武装咬住。有人走到寻乌南部，有人退到信丰油山，可多数部队都已经不是“部队”了，只剩几十人、十几人，甚至三五个人。
这场仗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伤亡大，而是机关、骨干、地方干部，被一层层削掉了。
第六路最惨。毛泽覃带部进入闽赣边山地后，主张把大股人马拆散，坚持游击，不再硬打规模战。这个判断并不迟钝，可战场不给人留余地。部队后来遭围攻，又往瑞金方向转移，四月二十六日，毛泽覃在红林山区为掩护战友脱险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同这一路先后倒下的，还有福建方面的重要干部万永诚、龙腾云等人。独立师几乎被打空。这一棍砸下去，留守红军再想恢复成建制兵团，已经很难了。
第八路和地方机关的损失，也触目惊心。阮啸仙时任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三月六日在信丰安息乡上迳一带突围时中弹牺牲。跟他一起倒下去的，还有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
另一边，刘伯坚、梁柏台也先后在突围和被俘后牺牲。一个是毛泽东称过“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干部，一个是苏维埃红色司法的重要开拓者。到这一步，损失已不只是军事上的，还是整套苏区政权骨架的折断。
还有周以栗。这个担任过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的干部，在转移途中遭国民党军包围，突围中牺牲，年仅三十七岁。机关里的重要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断在路上。
名单越往下看，越沉。贺昌，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五年三月在会昌战斗中负伤。眼看已无法脱身，他把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胸膛。那年，他三十五岁。
他没有做俘虏。
陈毅后来写《哭阮啸仙、贺昌同志》，开头就是：“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这不是客套话。那时能在南线苦撑、还能统得住队伍、扛得住局面的干部，本来就不多，偏偏又是这一批人，成片地倒下。
第九路，是项英、陈毅亲自带的核心队伍，也没能顺顺当当出去。会昌附近一遇敌，阻击、后撤、再突围，电台都埋了。队伍几次被打散后，陈毅、项英只得化装分行，靠群众掩护，一点点往油山摸。
差一点，他们也都留在那片山里。
所以，留守红军苏区突围，损失到底有多大？往少里说，是从一万六千人打到只剩零星骨干；往重里说，是何叔衡、瞿秋白、贺昌、毛泽覃、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柏台、周以栗这些名字，集中落在同一段时间、同一片山地里。
这份名单，已经不是“损失惨重”四个字能装下的了。
但仗没有到这里就断。油山、梅岭、赣粤边的深山里，突围出来的人又慢慢聚拢。陈毅负着伤，仍在山中转战，后来留下《梅岭三章》；项英也继续组织力量，把散下去的火种一点点拢住。
九路突围没有保住中央苏区的县城，却保住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要紧的一点火。
山还是那些山，人却少了太多。那些牺牲者里，有党的创始人，有中央分局干部，有军政骨干，也有地方苏维埃的中坚。主力红军西去后，中央苏区最后这场突围，把它最硬的一截骨头，几乎都留在了原地。
一九三五年的油山深处，能重新聚在一起的人，拍一拍身上的土，还得接着往前走。可他们回头看时，身后那份名单，已经长得让人不敢细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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