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北京城的夜风还带着春末的凉意。中南海里灯火未熄，屋内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伏案沉思，案角放着体温计和药瓶，纸上却已经写下了三个日期。马叙伦抬头，轻声对身旁照料他的同志说：“这件事，拖不得，是国家大典。”说完，又低头在纸上圈了一个“10月1日”。
一、从西柏坡到北平城：两路人马的“会合”
把时间往前拨几个月，1949年3月23日清晨，西柏坡的院子里，车辆一字排开。毛泽东站在车门踏板上，一脚未上车，回头望着这个只有几间小平房的指挥部，停了几秒：“今天是进京赶考。”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记在了笔记本上。
同一天的北平，却是另一番光景。城里的胡同、校舍、招待所里，陆续住进了一批又一批从南方、从香港辗转北上的民主人士。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母子等人，是第二批到达的那一队。他们从1948年起，按照周恩来的部署，由中共中央华南局和香港工委护送，一路秘密北上，从香港到沈阳，再转往北平。
这一波北上的民主人士，人数并不少。仅从香港出发的，就有二十多批，总计三百五十多人。分三批到沈阳会合后，短暂停留，等候北平局势明朗。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紧接着2月，林伯渠受党中央委托，专程赶到沈阳迎接他们。2月25日，马叙伦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比中共中央书记处早到整整一个月。
所以，3月下旬，当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时，进城时看到的，不只是整齐列队的部队，还有站在队伍一侧，特意前来迎接的民主人士代表。马叙伦在队伍里，身形略显清瘦，却站得很直。
有意思的是，这两路人马的“会合”，并不只是礼节性寒暄。很快，在几次座谈中，毛泽东、周恩来与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等人，就开始直接谈起了建国方略，新政协的筹备和新政府架构的设想。对许多民主人士来说，这不是“被邀请”，而是实实在在参与到新政权的搭建之中。
从这一刻起，北平不再只是一个城市名，它逐渐成为新国家政治中心的现实场所，成为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谋划未来的工作空间。
二、六个小组与三个日期：国庆日从何而来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开幕。会场布置并不奢华，却极为紧凑。参加筹备会的委员共134人，来自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毛泽东担任主任委员，周恩来、李济深等为副主任委员。
为了务实推进，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各有分工。负责代表名单的第一组，由李维汉主持；负责起草政协组织条例的第二组，由谭平山负责；第三组由周恩来牵头，起草《共同纲领》，为新中国制定基本政治纲领；第四组由董必武主持，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由郭沫若主笔，草拟大会宣言；第六组，则由马叙伦担任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象征国家形象的重大事项。
这一年夏天，中南海里最忙的地方之一，就是这几个小组的办公室。经过一系列深入讨论，一项项重大决议逐渐清晰：
在张奚若等人的提议与论证下，国号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国旗，代表们对多个方案进行比较，最终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同下，确定了以红色为地、五颗黄色五角星相互呼应的五星红旗方案；国歌则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徽的设计，由梁思成等人参与，结合天安门、齿轮、麦稻穗与红星等元素，体现新中国的政权性质与人民力量。
这些议题铺开之后，会议讨论得相当细致。但在繁多事务之中，有一个问题一开始并未被正式提上议程：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究竟应当何时作为“国庆日”来纪念？
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当天，毛泽东发表了那篇广为人知的讲话，其中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被许多人当场记在纸上。演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日，自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第二天，也就是9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以公开的党报文字宣布旧中国的终结和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从政治法律意义上，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这两天起已经清晰显现。
到了9月3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各项有关建国的决议审议完毕，相关方案全部通过，实际上为新中国的正式成立扫清了程序上的障碍。这一天，从政治程序角度看，也足以称得上“新中国诞生之日”。
然而，在这些紧密的会议安排与政治步骤中，“国庆日”仍然只是隐约的问题，还没有形成正式议题。
转到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约三十万群众齐集，十数万阅兵部队整装待发。下午三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一天，通过广播、报纸、通讯社，消息迅速传往世界各地。不少国家随后发来贺电，承认新中国政府或表达祝贺。
从9月21日到10月1日，这十天时间里，实际上已经存在三种可以被视为“新中国诞生”的日期。马叙伦后来病中写建议时，正是从这三天里做出选择。
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念日”问题，而是关乎新中国在历史叙述和国际惯例中的自我标定。国际上，新成立的共和国，往往都会有一个明确的国庆日，用来对全国与世界宣示国家的诞生。
遗憾的是，在开国大典之后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大家忙于处理新政府机构设置、政务运行等急务，这件事反倒暂时没有进入议程。而偏偏在这个时候，马叙伦病倒了，无法出席相关会议，只能躺在病床上，一边吃药，一边琢磨这件“看似细微、实则重大”的事情。
三、“10月1日”的抉择：病榻上的一纸建议
关于国庆日的选择，马叙伦在病中梳理出三个候选日期：9月21日、9月30日和10月1日。每个日期都不空洞，每一天背后，都有清晰的政治和历史依据。
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提出“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表述。从会议性质看，这一天可以看作新中国政治框架的正式启幕。
9月30日，全国政协会议对新中国成立有关的各项方案审议全部通过。政府组织方案、国旗国歌国徽方案、共同纲领等文件，都在这一天完成了最后程序。对讲究法理依据的人来说，这一天有一种“完成筹建”的意味。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告新中国成立，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就职。中国的形象通过广播电波、新闻电讯传到海外，从这一刻起，新中国真正以公开、鲜明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
马叙伦一边对比，一边反复思量。时间久了，身旁照顾他的同志有些不解，小声问：“马老，这三天都这么重要，您怎么就一定要分出个先后呢？”
马叙伦停笔，看了看对方，缓慢地说：“国庆，不光给现在的人记，也要给后人看。要能代表新中国，是哪一天被世界看见的。”
在他的判断里，国庆节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必须能够明确标志新中国的成立；其二，在全国范围内便于纪念，在国际上也便于识别和传播。就这两点来看，9月21日和9月30日固然重要，却多少带有“会议内部”的色彩；而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则是在天安门广场公开举行，全世界通过新闻渠道得知新中国成立的具体日子。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日这一天，在政治象征层面还有一层特殊意义。当日不仅宣布了共和国成立，还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名单，政府正式对全国承担责任。就国家权力结构的完整度而言，这一天更为集中、直观。
于是，在病榻上反复权衡之后，马叙伦在建议案上写下最终方案：建议将“1949年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这份建议措辞简明，但逻辑清楚，没有过多渲染，却把依据列得一清二楚。
身体尚未康复，他本人无法亲自到政协会上发言。于是，他把这份建议托付给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请她在10月9日举行的政协会议上代为提交。
会议接近尾声时，许广平起身宣读了这份关于国庆日的议案。会场内先是一静，随后代表们开始相互交换意见。讨论过程并不拖沓，发言的人虽不多，但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确定国庆日的必要性，并认同10月1日更符合新中国在国内外的实际影响。
毛泽东看完这份建议后，表示同意。与会代表很快形成共识，一致通过了将“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议案。此后，这一决议报送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采纳和公布。决议中明确指出，这一建议“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
从那天起，这个新国家有了一个在宪制和政治上都站得住脚的国庆日。不得不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那一年，这样一项看似“细节”的决定，实际上为国家记忆和历史叙事留下了清晰坐标。
对马叙伦而言，这件事并没有太多张扬。他后来只是又写下“得宿”二字，用以寄托对革命烈士的敬意——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新中国，不仅有国旗、国歌、国徽，也有自己的国庆日，有自己的节律与纪念方式。
四、走到“病中一笔”的背后：一生与大势相连
要理解马叙伦为何如此重视“国庆日”，还得把时间线再拉长。他不是一位只在建国前后“短暂出现”的民主人士，而是从晚清一路走来、几次站在历史关口的人物。
早在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邀请马叙伦到北大任文科教授。那时的北大，是新思潮的中心，也是旧秩序的震荡点。马叙伦在校内，全力支持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在教务、组织和舆论上，都站在改良与进步的一边。
北洋军阀时期，内战频仍，政府财政混乱，教育经费时常被挪作他用，甚至出现农商部抵押劝业场，内务部出售贡院，国务院秘书厅拍卖藏书的状况。教师薪金被拖欠成了常态，教育界积怨已久。
1919年冬季，北京六十多所中小学教职员发起“索薪运动”。马叙伦被推选为教职委员会主席，同时担任北京中小学与高校联合会主席，直接到北洋政府国务院交涉，公开抗议拖欠薪金。他的措辞很直白，不拐弯抹角。经过多方施压，当局最终承诺筹措教职员工资。
1921年3月，北京教育界再度发动“索薪运动”。这一次，运动的锋芒更集中，压力也更大。6月3日，马叙伦与八校联合教员联合会书记李大钊等人前往索薪，不料遇到军警武力镇压，他在现场被炮火震伤，伤势不轻。这一幕，也让他更加直观地看到军阀政权对知识群体的态度。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面对的是另一种压力。上海沦陷后，马叙伦一度身在法租界，生活窘迫。此时，旧友汤尔和已在敌伪华北临时政府担任教育总长，写信邀请他出任北大伪校长。面对这种“抛绣球”的方式，马叙伦毫不含糊地回绝：“我是绝对不会去的！但愿汤总长保持晚节。”言辞之中，有愤懑，也有提醒。
1940年前后，汪精卫集团的追随者陈公博来到上海，提出希望他出任伪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并送上钱和粮米以示“诚意”。在那种物价高涨、生活艰难的情况下，许多人会动摇，但马叙伦选择全部退回，立场清晰。
1945年，日本投降，国内局势急速变化。华北事变之后，他与杨秀峰等人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战后局势很快滑向内战边缘，他又投入反对内战的运动中，通过演讲与文章，批判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1945年12月，在上海，他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从此作为重要的民主党派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
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前往南京，为和平发声，马叙伦也在其中。列车抵达下关车站时，国民党特务突然发动暴力袭击，多名代表受伤，他本人也被打伤。消息传到中共代表团驻地，周恩来、董必武立即赶往医院探视。周恩来看望时，说了一句让许多人印象深刻的话：“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
下关事件，对马叙伦的思想冲击很大。他过去虽然认同进步政治，但对武装斗争仍有保留。亲眼看到和平请愿者遭到殴打后，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判断更加明确，也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
他在病床上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马叙伦的孙女马今回忆，当时老人其实还有后半句，很少对外提及：“我国务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些枪支弹药，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从“少要兵枪”的文人顾虑，到承认“不能少一枪一弹”，这种思想转折，不是一朝一夕，而是多年现实碰撞后的结论。
这也解释了，为何1949年，他会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北上参加新政协；也解释了为何在建国之后，他愿意接下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与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的重任。
1949年11月，他走上教育部部长岗位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经济远未恢复，学校情况复杂，学生课业负担与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有的地方学生营养不足，却依然上着繁重课业；有的学校把开会、活动堆得很满，却忽视健康状况。
马叙伦掌握这一情况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提出：“健康第一，营养不足宜斟酌经费，学习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之后，1950年6月19日，毛泽东又专门致函马叙伦，强调：“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1951年1月15日，他再次明确这一方针。
这些指示送到马叙伦案头，他几乎是立即组织相关干部部署落实。对他来说，教育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到学生的一日三餐、课业负担和身体情况的现实问题。国庆日、国旗这些“国家象征”，与学生的一餐一饭，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都落在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框架里。
晚年，马叙伦的家人，是通过一张张旧照片、一本本诗集和一幅幅字，逐渐把这段历史拼起来的。1985年4月27日，马今随父母参加马叙伦百年诞辰纪念会；2019年，她应全国政协邀请，作为“致敬方阵”的礼宾人员出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队伍中。对她而言，这不只是家庭记忆，更是一种延续：后代有责任把前辈走过的路记清楚。
在这些回忆中，马叙伦留下的一句话，被反复提起：“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这一判断，并不是出自一时激情，而是从辛亥后到北洋军阀，从抗日到内战，从索薪运动到下关受伤，从教育岗位到政协会场，一步一步形成的。
1949年那个秋天，他在病中写下“10月1日”为国庆日的建议，看似只是历史细节，却折射出他一贯的思路：大事要有准确的时间坐标，国家要有清晰的制度安排，烈士的牺牲要有具体的精神归宿。对这样一位在战乱年代辗转几十年的学者来说，能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用一支笔为共和国的“节日版图”画下关键一笔，本身就是对自己一生选择的一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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