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夏,乐山市郊的老宅门口忽然热闹起来。左邻右舍看见两位打扮时髦的女士下车,一路小跑地扶着行李,嘴里不停问着:“张妈妈住哪一间?”这一幕,像是平静水面投下一颗石子,让多年波澜不惊的郭家老院子顿时泛起涟漪。
在众人指点下,郭庶英和郭平英姐妹推开了那扇并不宽敞的木门。屋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擦拭着一只旧式木箱,动作很轻,仿佛抚摸着极其珍贵的宝物。听见脚步声,老人转过身,手里还握着一张旧照片——那是青年时代的郭沫若,神采飞扬。姐妹俩几乎同时叫出声来:“妈妈!”张琼华愣在原地,随后老泪纵横。她压在心口半个多世纪的情感,就这样在一句“妈妈”里决堤。
这声呼唤若是放在1912年,怕是想都不敢想。那一年,大一岁的郭沫若背起行囊,只留下一场三天的新婚,匆匆告别自家青山绿水,东渡日本留学。从此,一封封家书,撑起了张琼华对丈夫的全部想象。乡人惊叹:这位新娘多半等来的是漫长的柴米油盐,而非风花雪月。事实印证了他们的猜测——在之后的漫长日子里,两人再见面不过寥寥数次,且再无夫妻实情。
说起这段姻缘,还得追溯至1906年。清末旧俗,媒妁之言大过天。十四岁的郭开贞(后改名“郭沫若”)尚未离家读书,就已被家族“锁定”。媒人把邻村的张琼华夸得天花乱坠:天足、识字、贤淑。谁知婚礼当日,揭开盖头的一刻,少年书生只看到一双小脚和一张与想象差距悬殊的面庞。年轻的失望写在脸上,当晚他索性回到厢房躺下,任新婚妻子独对喜烛,良宵成空。
外人常说“少小离家,志在云天”,可这一去竟成终生裂痕。郭沫若在东京邂逅佐藤富子,后来又与于立群相伴,事业与爱情皆得意,却把老家妻子抛在封建礼法与家务重担之下。有人替张琼华鸣不平,也有人笑她“命苦”。但她只是沉默,高高绾起发髻,挑水、烧饭、伺候公婆,从不提及“再嫁”二字。
1932年郭母病危。分家时,堂房曾有人主张不给张琼华分一粒稻谷,理由是“无子女,无夫妻之实”。郭家远在上海的留洋三子却回了信,寥寥一句:“应与琼华共分。”这封信像一把伞,把她从猛烈的家族风雨里撑了出来。那年,她三十六岁,靠几十担租谷过活,还得时常接济娘家:父亲嗜鸦片,长兄失语,幺弟也学了坏习。乡邻提起张家衰落,无不摇头,可张琼华咬咬牙撑下去,她说:“娘家也是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郭沫若出任文化教育高层,工作繁忙,却每月亲笔批条寄款回乡。每一次汇款单,她都贴在箱底,生怕磨损了墨迹。1963年,她进京想见丈夫一面,却没能见到。工作人员劝她留下住几日,她歉意地摆手:“他有正事,我不能给他添麻烦。”说罢,拎起布包坐上返程火车。那一年,她已经七十三岁,风尘仆仆。
时间行至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六岁。讣闻传到川南时,张琼华沉默许久,只点了点头,让人把那张照片换上黑边。灵堂远在京城,她无法前往,便在老宅厅堂设了简单香案,全村人都见她跪了一夜,晨光里才颤巍巍起身。
也正因为这一幕,翌年春天,郭庶英、郭平英执意南下。她们的母亲于立群反复嘱咐:“一定要好好给张妈妈磕头。”姐妹心领神会。于是,有了乐山老宅前的那声“妈妈”。短暂的相聚里,她们陪老人晒太阳、说家常,呈上一只北京同仁堂的保温壶。张琼华捧在手里,像抱住了什么宝贝,久久不肯松手。临别时,她从箱子里摸出一把发黄的便利贴——那是她多年来誊抄的郭沫若诗句,一行恭谨的小楷,被岁月磨得透亮:“天上风云庆会时,庶几归信赏延恩。”她哽咽着说:“拿去吧,留个念想。”
乡亲们后来回忆,那之后的几个月,张琼华似乎突然松了口气。她说自己这一辈子总算等来了认可。1980年2月3日,农历大年初七,张琼华安静离世,九十高龄。乡公所为她张罗了悼念仪式,挽联上写着“德配斯人,兰心竹节”。参加吊唁的,不乏曾对她冷言冷语的族人,鞠躬时眼眶都红了。
有人问:这样一生值不值?若把张琼华的人生拉成一条直线,从1906年的红轿子到1980年的白绫幡,似乎是“守寡”的漫长独舞;可换个角度,她守住了信义、守住了家族,也把自己的节意与温良写进了风俗里。至于郭沫若,早年的拒绝、后来的敬重、最终的内疚,都成了她生命的一抹注脚。
她静默了一辈子,却在九十岁那年,用一声迟来的“妈妈”收束了所有苍凉。这句呼唤,不仅是对老人的慰藉,也让郭家的历史有了温度。至此,原配与才子之间疏离而难言的尴尬,被亲情悄悄抚平。历史没有如果,但它至少能给等待的人一个迟来的答案:有些深情,不在相守,而在无言承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