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晚清官场里，有人熬了二十年候补知县，连件没洞的衣服都穿不上，最后吞烟自尽；可衙门里的临时工书吏，却清代官员合法收入其实不算少，年俸、禄米加养廉银，比明朝当官强多了。但架不住官场应酬太费钱啊，这点工资根本不够看。京官的大头收入？还得靠外官送的炭敬（春节红包）、冰敬（夏天降温费）、别敬（外放道别礼）；地方官更别说了，法外收入多到数不清。
能随手砸钱把京城红歌姬红玉从官员手里抢过来——这反差，搁现在都得让人咋舌半天！有个叫段光清的，后来做到吏部侍郎，咸丰九年升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结果同年、同乡、浙籍京官，甚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来“饯行”。一天换六七个场子，酒没喝两口，人都认不全就得赶下一场。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京官那边还没讨到好。
著名报人汪康年说京城官场是“游戏做官，认真做戏”——这话戳中要害了。银子的魔力让皇权威严和老规矩都不管用了，原本排在四民之末的商人，还有“小人喻于利”的“利”，反而成了社会动力，连权力系统都盯着流口水。
国家机器早就不是一个方向转了，各部门都被利益牵着走，人心散了，离垮台也就不远了。拿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来说，正五品司长，江南又是纳税大户，可还是得靠李鸿章介绍兼职赚外快。那些没实权的闲散京官，日子更惨。
但最惨的还是花钱买的候补官，人称“灾官”——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一开始买官的是富人，想提高社会地位，结果后来小康、温饱甚至穷人都凑钱买，僧多粥少，想补实缺比登天还难。
有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没捞到任何差委，衣食都没着落，床上只有破席，衣服全是洞。苦熬等不到出头，绝望之下吞烟自尽——这日子，换谁能扛住？
和候补官比起来，书吏的日子简直是天堂。同治七年太平军快平了，军费报销提上日程。曾国藩担心的不是皇帝嫌花钱多，是“部费”——户部审计过不过，关键在书吏。
户部官员都是文科生，不爱看枯燥的财务报表，就爱写诗喝酒听戏。有人对财会感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所以才有了五年一聘的临时工书吏。这些书吏没工资，出事要替长官背锅，心态就是“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书吏加起来四十万人，每年灰色收入超两千万两，占财政岁入一半！审计本来是防腐败，结果成了新腐败的温床。工部有个官员和同事都喜欢歌姬红玉，可没钱碰；部里书吏王维寅，直接砸银子把红玉领走——这差距，绝了！
曾国藩报销三千多万两军费，也得托人说情，最后给了八万两好处费才了事。书吏再黑，还黑不过关吏。关吏拼命加物流成本，民间都说“关无善政”。
崇文门税关是上京必经之路，创收手段没人比得过。左宗棠有回进城，行李多被勒索，第二天在朝房看见崇文门监督，想理论，对方却先笑着说：“大人昨天打赏那么多，谢了啊！”左宗棠直接哑口无言——这操作，谁能想到？
欺负自己人就算了，洋人不吃这套。康熙二十四年粤海关设立后，英国商船和广东官员为额外征税吵了一百五十年。法国人后来写：“欧洲喝的每杯茶，都渗着广东商人的耻辱。”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主要想解决粤海关陋规，可没用——大清有自己的国情。四十多年后，英国人各种办法都试了没用，鸦片战争爆发。《南京条约》第十条写着“进出口关税要明确，不得随意多收”——英国人解脱了，中国人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其实不难发现，晚清官场的乱象，根子在制度漏洞。捐官制泛滥导致候补官过剩，书吏靠制度依赖捞钱，关吏靠垄断勒索——这些都是权力没有约束、规则不透明的结果。当“潜规则”比“明规矩”好用，整个系统就会慢慢烂掉，离垮台也就不远了。
参考资料：《清史稿》《曾国藩全集》《李慈铭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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