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资治通鉴》，帝王将相的权谋、王朝兴衰的密码扑面而来。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却让无数读者困惑不已：这部被誉为“帝王教科书”的煌煌巨著，它到底算不算正史？
今天，我们就来彻底厘清这个千年公案，答案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一、正史的“铁门槛”：二十四史的官方认证
要判断《资治通鉴》的身份，首先得明白什么是“正史”。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正史”有一个近乎刻板的金标准：由后世王朝官方组织编修、并被钦定为前朝“正统”的纪传体史书。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它们通常由朝廷设局，宰相监修，代表官方对前朝历史的最终定论，具有无上的权威性。
按这个硬标准看，《资治通鉴》立刻显得“格格不入”：
体例不同：它是编年体，按年月日记事，而非正史标配的“纪传体”（本纪、列传、志、表）。
私人著述：虽得到宋英宗、神宗支持，但本质是司马光带领小团队（刘攽、刘恕、范祖禹）的私人修史工程，并非国家开局的“官修”。
未被列入“正史”序列：历代王朝从未将《资治通鉴》纳入“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官方谱系。
所以，从狭义、传统的官方定义上说，《资治通鉴》不是正史。
二、超越正史：为何它的地位比许多正史还高？
如果答案这么简单，就不会有千年争论了。《资治通鉴》的魔力在于，它虽无“正史”之名，却享有远超大部分正史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力。原因何在？
1. 独一无二的“资治”内核：帝王将相的实战手册
司马光的目的极其明确：“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不是在简单记录，而是在进行顶级政治案例分析。每一段叙述后，常有“臣光曰”的犀利点评，直指治国用人的核心要害。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资治通鉴》就是这句话最极致的实践。历代帝王（包括毛泽东、蒋介石）将其置于案头，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活的智慧，而非死的档案。
2. 极致的史料考据与“通”的视野
司马光为修此书，参考正史、杂史、文集等三百余种资料，耗时十九年。更关键的是，他做了大量考异工作，写成《通鉴考异》，说明为何取此说、弃彼说。这种严谨的史料批判精神，在古代史学中堪称巅峰。
同时，它贯通战国至五代1362年历史，将漫长时段的政治脉络一气呵成。许多正史只讲一朝，缺乏这种宏大的、比较的视野。
3. 补正史之不足，纠正史之偏颇
正史为前朝修，常有为尊者讳、曲笔回护之处。《资治通鉴》作为后世私人修史，反而能更客观地揭露一些宫廷黑幕、权力真相。例如，对唐朝“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就比《旧唐书》更为直白深刻。在某些方面，它比正史更“真”。
三、千年论战：挺通鉴派 vs 守正统派
正因这种独特性，史学界对其地位的争论从未停止。
“挺通鉴派”（如清代考据大家王鸣盛）认为：正史芜杂，《通鉴》精炼；正史散乱，《通鉴》贯通。其价值在“正史”之上，应被视为更高阶的史学形态。
**“守正统派”**则坚持体例和官修的传统定义，认为名分不可乱，《通鉴》再伟大也是“别史”或“编年史”的巅峰，不能僭越“正史”的官方门槛。
这场辩论本身，就证明了《资治通鉴》独一无二、无法被简单归类的超然地位。
四、现代视角：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它的价值？
跳出古代“正史/杂史”的二元框架，用现代眼光看，《资治通鉴》究竟是什么？
它是一部“超级政治史”：聚焦权力运作核心，是理解中国政治逻辑的终极读本。
它是一座“史料长城”：考据严谨，保存了大量珍贵记载，是研究唐及五代以前历史不可绕过的基石。
它是一种“历史哲学”：贯穿其中的兴衰循环论、用人得失观，构成了传统中国的历史思维范式。
结论：它是一座孤峰。
纠结于“是否正史”，就像争论珠穆朗玛峰是不是“标准的山”。它早已超越了这种分类。《资治通鉴》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以私人著述，达成了比绝大多数官修正史更崇高的历史使命；它以编年体例，发挥了比纪传体更强大的资政功能。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给它贴标签，而是认识到：
读正史，如观官方档案；读《通鉴》，如亲临决策现场，旁观顶级谋略家的复盘推演。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资治通鉴》算正史吗？
从名分上，不是。
从实质与影响力上，它早已是“无冕之王”，是比许多正史更核心的史学支柱。
这或许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最被统治者珍视的治国宝典，恰恰诞生于相对自由的私人修史之中；最不拘泥于正统形式的著作，反而成为了最正统的历史智慧源泉。
放下名分之争，直接打开这部书吧。当你沉浸于那些惊心动魄的叙事与洞察时，你会明白，它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本身就是历史。#普通人读《资治通鉴》能收获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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