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长河中，2026年冬奥会注定将写下特殊的一笔。这将是史上首次由两座城市联合承办的冬奥盛会：一座是坐落于壮丽多洛米蒂山脉的滑雪名城科尔蒂纳丹佩佐，另一座则是距离其410公里之遥的意大利工业与时尚之都米兰。
对于科尔蒂纳而言，这是时隔70年后的故地重游——它曾在1956年见证过五环旗的升起；而对于米兰，这则是其首次登上冬奥会的舞台。面对这一历史性的双城叙事，人们不禁好奇：在层层筛选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博弈中，主办城市究竟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回溯2026年冬奥会的申办历程，最初的竞争名单星光熠熠，包括瑞典斯德哥尔摩-奥勒、加拿大卡尔加里、奥地利格拉茨、土耳其埃尔祖鲁姆、日本札幌和瑞士锡永。2019年6月，在洛桑举行的第134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米兰-科尔蒂纳以47票对34票的优势击败斯德哥尔摩-奥勒，正式获得主办权。
这一选举结果的背后，折射出国际奥委会选拔机制的深刻变革。作为“2020议程”改革方案的核心组成部分，国际奥委会已彻底告别了过往那种传统的、基于城市竞标的旧体制，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定向邀请”为特征的新路径。
这场变革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奥运主办权的诞生已从公开的“拳击台”转变为私密的“会议室”。
第一步是国际奥委会、国家奥委会与意向城市之间的非正式交流。这种非正式性赋予了双方巨大的缓冲空间，只有当初步沟通达成共识，且各方表现出持久的兴趣时，流程才会实质性推进。
进入此阶段后，所谓的“意向方”开始在国际奥委会的定制化支持下，完善其奥运项目愿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话不再受限于特定的届数或年份，其核心诉求也转向了如何最大限度地造福当地社区。
在这一阶段，尚未涉及任何法律或财务担保，亦无需提交书面承诺。国际奥委会会同步启动可行性研究，并委派专家进行独立的人权评估，以确保奥运会的举办不以牺牲基本人道原则为代价。
一旦评估报告呈阳性，流程将转入与“首选东道国”的有针对性对话。此时，国际体育联合会将深度介入，独立机构也会受托撰写评估报告，对场地成本、民意支持度及潜在的环境冲击进行“体检”。
最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提名一个或多个候选主办城市供选举。即使在这一阶段，候选者仍拥有退出并返回对话阶段的选择权。执委会将在陈述结束后举行秘密电子投票，胜选者将立即签署主办合同。
这种选拔机制的巨变，其动力源头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末震惊世界的盐湖城丑闻。
1998年11月，一场声誉危机席卷国际奥委会。起因看似微小：一名国际奥委会成员的女儿获得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而其出资方正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组委会。但这仅仅是冰山一角，随后展开的调查揭开了申办过程中受贿、串谋与欺诈的腐败黑幕。
尽管美国司法部最终因证据不足及缺乏明确犯罪意图而判处相关被告无罪，但国际奥委会官员的行为已引起美国国会的严厉审视。这场丑闻彻底暴露了旧有竞标制度在监督层面的重大缺陷。
讽刺的是，在多年后的今天，盐湖城凭借其成熟的治理模式再次赢得了2034年冬奥会的主办权。在89张有效选票中，它获得了83张支持票。
经历过声誉危机的洗礼，国际奥委会深刻领悟到了良好治理与制度透明的重要性。相比旧体制，现行的申办流程显著简化。它不仅是一项旨在止损的建设性举措，更是一种价值锚点的重塑：将可持续性、成本控制（主要涉及公共资金安全）、人权保障以及对地方经济的提振作用置于评价体系的最高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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