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日本水产厅在长崎县五岛市女岛西南方向约170公里处海域扣留了一艘中国渔船，船上共有11人，因为在中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内作业且未按照要求停船接受检查，所以逮捕了47岁的中国籍船长。
日方称这是“自2022年起第一次扣押来自中国大陆的渔船”，含义较为明显。该海域一直存在着管辖权以及权益上的博弈，中国一直不承认日本单方面划定所谓专属经济区，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边界需要通过谈判协商、公平解决，单方面宣布并据此执法缺乏法律依据。
之前台“海巡署”春节期间的行为造成大陆渔民死亡，舆论还没有平息，这次又扣押了，挑衅意味更浓。2月12日当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中日关系已经处于自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峻、最困难的局面，责任在于日本一方，该定性表明形势判断及预期发生变化。
2026年2月8日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在高市早苗的带领下获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席位，这是战后第一次。高市立场非常保守，长期主张修宪、加强自卫队的地位、推进“再军事化”，2025年11月就涉台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降温。
此时出海行动，对外表明“立规矩”，对内展示“秀肌肉”，表明其政策路线并没有降温，反而加强了。海上执法常常被当作信号牌，但是海上是真实的民生场景，一旦把法律争议同政治动员捆绑在一起，风险就会成倍增加。
2010年日本方面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扣押中国渔船及船长，中国方面立刻予以反制，暂停高层交往，停止合作，日本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的态度很坚决，坚决反对单方面划线、粗暴执法，目前主要考虑的是人身安全和权利保障，11条生命和家庭需要一个透明的程序、及时的领事探视、合法的权利以及合理的诉求，任何不当的处理方式都有可能引起情绪上的波动。
从海洋法的角度看，专属经济区的界线难以确定，重叠海域需要坐下来商讨，管控分歧，不能把渔民当作靶子。执法船再怎么跑也不能代替谈判桌上耐心的斡旋，更深的忧虑是日本右翼宣扬“正常国家”，否定战后秩序、追求去约束化，如果付诸于政策，就会破坏区域的安全。
亚洲的和平不易获得，撕裂秩序很简单，但是修复起来却很艰难。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修宪、扩军、涉台强硬路线相互牵扯，一旦海上执法进入对抗阶段，就很难回到技术性争论层面，这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不是表面的话能够抚平的。高市政府已经成了两国改善关系的最大障碍，这个观点虽然刺耳，但是被普遍接受。
中方是否又“退一步”了，现在和以前不一样，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提高，底气更足、手段更多。该交涉就交涉，该维权就维权；情绪可以有，表达要稳当，指向要准确；每一次处置都是回击挑衅，也是在立规矩，海上争议可以谈，红线不能碰，人命不能碰。
事件还暴露出渔业管理、安全保护方面的不足，需要提高渔民对争议海域的风险识别能力、优化出海路线、改善通讯保障，并完善突发情况的应对流程，用制度来保证人民的安全感。对外强硬，对内精细，愤怒、讥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海上强硬逻辑当作例行新闻，麻木才是最大的危险。拦船、带走每一个船长的，不是冷冰冰的数字，需要事实、程序、结果、边界感。
尽管被定义为“最严重”，但局势并不必然是非黑即白的。越严峻越要设立“框”，安全热线要保持畅通，涉海执法要设立底线约束，把防止人身伤害当作最低共识；即使没有共识也要有防止失手的机制，给双方的社会情绪留台阶，给区域的稳定留余地。把海上争议往死里逼，只会使道路越来越窄；把人命当成碰瓷工具，那就更会烧掉对话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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