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反腐的“聚光灯”，往往照向手术刀、采购权和领导签字笔，合肥一家三甲医院却把看似最不起眼的“病案室”推上了风口。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病案室工作人员赵飞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长丰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消息不长，冲击力不小。一个长期被视为“后勤岗”“清水衙门”的岗位，如今被监察调查推到台前，既撕开了“微权力”腐败的隐秘一角，也再次印证了反腐无禁区、监督无盲区的现实。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当地老牌三甲综合医院，始建于1954年，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急救等功能于一体，编制床位近四千张，年门诊量数十万人次，在安徽医疗版图中地位举足轻重。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离钱最远”的病案室，恰恰掌握着医院最核心的数据资产。病案室负责全院病历的收集、整理、归档、编码、借阅和统计，是医院的信息中枢和医保结算的关键节点，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直接关系到医保报销、医疗纠纷处理和科研数据质量。一旦有人在病历上动手脚，就可能为骗保、规避责任、非法交易打开方便之门。近年来，多地出现通过篡改病历、伪造检查报告骗取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有的医院甚至组织“全链条造假”，编造住院记录、检验报告，涉案金额上千万元。这说明，看似枯燥的病案室，其实是“高风险地带”而非“安全岛”。
赵飞被查，并非孤立事件。媒体梳理发现，这已经不是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一次卷入反腐风暴。2024年，该院原院长戴夫、招投标中心主任刘中龙先后被查，戴夫后被撤销党内职务、开除党籍，涉嫌受贿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从院长到招投标中心负责人，再到普通病案室工作人员，一条从“关键少数”到“关键岗位”再到“微权力岗位”的链条逐渐清晰。这种“一查一串、一挖一片”的现象，在全国医药领域并不鲜见。有统计显示，仅2024年就有数百名医药系统干部被查，其中院长、书记占相当比例，医疗反腐正从“抓大案”向“挖深水”“堵漏洞”延伸。
更值得警惕的是，类似“病案室”“信息科”这样的技术性、辅助性岗位，正在成为新的腐败风险点。信息科人员利用“统方”数据，向医药代表出售医生处方用量信息，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已有多个判例；有的医院外包运维人员甚至擅自下载统方数据，倒卖牟利。病案室同样掌握着大量敏感信息：患者身份信息、诊断、用药、手术记录、医保结算数据，一旦被“内鬼”利用，后果不堪设想。相关制度文件早已明确，严禁任何人涂改、伪造、隐匿、销毁病历资料，病历借阅、复印、封存都有严格程序。制度在墙上，却在个别人面前“失灵”，关键还是监督不到位、权力运行不透明。
从更深一层看，赵飞案折射出的是“技术权力”的异化。在传统印象里，只有手中握有签字权、审批权的人才算“有权力”，但随着医院信息化、精细化管理的推进，掌握数据、掌握系统、掌握流程的人，同样拥有不可小觑的“隐性权力”。病案编码影响病种付费和绩效考核，病历质控关系医疗质量评价，借阅管理牵涉隐私保护和证据保全，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变现”。这种“微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危害同样巨大：小则损害患者权益、破坏医院公信力，大则侵蚀医保基金、扰乱医疗秩序。国家层面连续多年推进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调要聚焦“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深化“风腐一体”治理。赵飞被查，正是这种“向下延伸”“向基层延伸”的必然结果。
对公众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原来病案室也不是绝对安全”。对从业者来说，这则通报更像是一声警示钟：岗位没有冷热之分，权力没有大小之别，只要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只要心存侥幸、触碰红线，终将被制度之网捕获。医院管理者更需反思：再小的岗位，也是治理体系的一环；再不起眼的环节，也可能成为制度漏洞。只有把病案管理、信息管理、采购管理等关键环节全部纳入“阳光之下”，通过权限分级、操作留痕、定期轮岗、重点岗位审计等方式扎紧笼子，才能真正把“微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赵飞被查，目前还在调查阶段，具体问题尚待权威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医疗反腐不会止步于“大人物”，也不会绕过“小岗位”。从院长到病案室工作人员，从信息科副主任到普通编码员，任何人都不是“局外人”。对普通百姓来说，每一次严查，都是对“救命钱”的守护；对整个医疗行业来说，每一次曝光，都是一次刮骨疗毒的机会。病案室不是“保险箱”，微权力也不是“挡箭牌”。在守护人民群众健康这件事上，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谁可以成为“漏网之鱼”。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