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襄阳说者，常以山都、武当、筑阳三县跨汉水而属南阳郡为据，否定秦汉以来南阳郡与南郡东段以汉水为界的定制。
此论看似有据，实则割裂地理、曲解古制、以偏概全，违背《禹贡》传承与秦汉郡界原貌。华夏疆域区划，素重山川形便（依山川地形合理划分），以自然山河定界，既是地理之常，亦是治政之要。南郡（后襄阳郡）与南阳郡西段以荆山为界、东段以汉水为界，并非秦汉一朝之创制，而是上溯《禹贡》九州、下贯三代沿革的地理定规，秦并天下、汉承秦制，不过将此千年传承厘为郡国疆理（整理为郡县级行政边界），垂为定制。
上古之时，《尚书·禹贡》定九州分野，以荆山为荆州与豫州之界：“荆及衡阳惟荆州”（荆山至衡山以南为荆州）、“荆河惟豫州”（荆山至黄河之间为豫州）。荆山横亘江汉，北接豫州南阳盆地，南连荆州荆楚腹地，一岭分南北，成为华夏早期地理疆域的天然坐标。商周以降，荆楚与中原部族往来征伐，皆以荆山为屏障、汉水为津梁（交通要道），此界渐成族群与地域的共识，沉淀为不可移易的地理传统。彼时无郡国之制，却有山川之限，荆山为西段陆界、汉水为东段水界的格局，已深植于上古疆域认知之中。
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拔楚郢都（攻取楚国都城郢），置南郡；三十五年，取楚汉北地（占据汉水以北地域），立南阳郡。秦人分郡，不尚虚制（不做虚浮划分），唯循古制与山川，将上古荆山、汉水之界直接转化为两郡行政边界：西段以荆山主脉为限，北属南阳，南归南郡，阻隔盆地与平原，界域清晰；东段沿汉水而下，以沔水为襟（以汉水为天然界限），汉北为南阳，汉南为南郡。《史记正义》注**“秦置南阳郡，在汉水之北”（秦设南阳郡，辖境在汉水以北），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记》亦载“秦兼天下，自汉以北为南阳郡，自汉以南为南郡”**（秦统一天下，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足证秦制本源有自（依据确凿、由来有绪）。
汉兴，承秦郡县之制，未改疆界之规。《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详载两郡属县：南阳郡统汉北三十七县，治宛城（郡治设于宛城），扼中原南下要道；南郡辖汉南十八县，后析置襄阳郡（分置出襄阳郡），治襄阳，控荆襄咽喉。荆山依旧为西段界山，临沮、宜城等县踞山南（位于荆山以南），属南郡；邓县等县处山北（位于荆山以北），隶南阳。东段汉水沿线，万山至鱼梁洲一段为核心界河，襄阳居汉南（在汉水南岸），归南郡；樊城处汉北（在汉水北岸），属南阳，一水分两郡，千年未易。
而襄阳说所据山都、武当、筑阳三县，其归属恰恰不能推翻汉水为界。究其根本，此三县均地处荆山以北，在地理单元上与南阳盆地浑然一体，自古便随南阳盆地同属《禹贡》豫州疆域，而非荆州地域。
秦汉设郡，不过沿袭上古州域传统，以荆山为西段根本分界，并非以汉水割裂山川大势。此三县本在西段山界之内，跨汉而属南阳，正是先遵荆山分界、再循汉水为界的明证，而非否定汉水为界的依据，绝不能以此西段特例，推翻两郡东段以汉水为界的整体规制。
荆山汉水之界，上承《禹贡》九州之绪，中经三代地域之守，下定秦汉郡国之制，是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交融的典范。它非一朝一夕之划定，而是数千年华夏疆域认知之沉淀；非单纯行政之划界，而是山川形便与治政智慧之契合。南郡与南阳郡以此为界，秦因之（秦沿袭此制），汉循之（汉遵循此制），使上古地理传承落地为秦汉行政定制。以三县局部特例，妄驳东段汉水为界，无异于以偏概全、本末倒置，终难合于上古传承与秦汉旧制，其说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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