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老局长儿子电话那天，我正在整理档案。他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张科，我爸……走了。”

我捏着钢笔的手顿了顿，墨水在纸上洇出个黑圈。老局长退休前被免了职，这事在局里闹得沸沸扬扬，说他“犯了错误”“后台倒了”。他走那天，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没人敢提，连走廊里的绿萝都像蔫了半截。

“啥时候的事？”我尽量让声音稳着。

“凌晨三点，心梗。”小伙子吸了吸鼻子，“后天出殡，您……要是方便就来看看，我妈说，您是我爸常念叨的人。”

挂了电话，隔壁的李姐探过头：“老张，听说了？”我点点头。她压低声音：“这节骨眼上，去了怕是不好吧？你看王局他们，连句慰问都没捎。”

我没接话。抽屉里还压着张纸条，是前年我妈住院时，老局长塞给我的，上面写着住院部主任的电话，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说“别着急，我打过招呼了”。

追悼会那天早晨，天阴得能拧出水来。我特意绕开单位门口，怕碰见熟人。公交车上，手机震了好几下，办公室主任发来消息：“张科，今天有个紧急材料，能不能来一趟？”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没回。

殡仪馆在城东，偏僻，冷清。我找到3号厅，门口摆着两个花圈，一个是家属的，一个是殡仪馆自备的。老局长的儿子站在门口，见了我，眼眶一下就红了。

“张叔……”

我拍拍他的肩，没说话。

灵堂里，老局长的遗像用的是他十年前的工作照，那时候他刚从基层调上来，意气风发，头发还是黑的。如今这张照片挂在白菊花中间，周围空荡荡的，只有他妻子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她瘦了很多，穿着黑色的棉袄，头发白了大半。见我来，她站起身，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我走到她跟前，鞠了一躬：“嫂子，节哀。”

她握住我的手，手心冰凉，却攥得很紧：“小张，谢谢你。老梁总说你是个厚道人。”

我鼻子一酸，不知道说什么好。

仪式很简单，没有悼词，没有领导讲话，只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机械地念了几句流程。我帮着家属收拾花圈，把挽联一张张揭下来。老局长的儿子手抖得厉害，撕破了一张，我接过来，小心叠好。

“你爸……”我想说点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多余。

小伙子低着头，声音闷闷的：“张叔，您知道吗，我爸被免职那天，回到家，一个人在书房坐到半夜。我妈问他怎么了，他说，这辈子最遗憾的，不是没了官，是发现自己其实没几个朋友。”

我站在殡仪馆门口，看着灰蒙蒙的天，半天没动。

后来，老局长的妻子调走了，听说是去了省里。局里偶尔有人提起，语气里带着几分揣测：“人家上头还是有人的”“当初那事儿，怕不是真有问题”。我没参与过这些议论，抽屉里那张纸条，我始终留着。

三年后的春天，市里新来了位市委书记，姓梁，女性。

消息传开那天，办公室炸了锅。李姐拍着大腿说：“天爷，老局长的爱人！”王局端着茶杯站在走廊里，愣了半晌，转身回了办公室，门关得比平时轻。

办公室主任把我叫去，问：“张科，你和梁书记熟吧？咱们局里要不要准备个欢迎仪式？”

我看着他，笑了笑：“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就是去送过老局长一程。”

他讪讪地应着，没说下去。

我没撒谎。那之后，我和梁书记没有联系过。我不知道她记不记得那个冷清的早晨，记不记得那个帮她叠挽联的陌生人。我也不想知道。

日子照常过。我还在整理档案，偶尔翻到老局长签过的文件，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他这个人。

七月，市委组织部来人，调了我的档案。一个月后，我被任命为局里新成立的调研室主任。公示那天，李姐凑过来，挤眉弄眼：“老张，你熬出来了。”

我说：“和组织谈话时，我提了个请求。”

“啥请求？”

“调研室要收集局史资料，我申请把老局长那几年的档案重新整理一遍。那几年，咱们局拿过省里先进，老局长在任时，建了三个帮扶点，这些事，档案里应该有。”

李姐愣了一下，没接话。

我把茶杯放到桌上，看着窗外。走廊里的绿萝长得正好，新叶油亮，挤挤挨挨的。

有人敲门，是个新来的小伙子，拿着份材料问签字。我接过来看，他的目光落在办公桌抽屉上——那张纸条被我压在了玻璃板下面，边角有点发黄，但那个小小的笑脸还能看清。

“张主任，这是谁画的？”他好奇地问。

我低头签上名字，把材料递回去。

“一个老局长。”我说。

他没再问，抱着材料走了。

窗外的蝉叫起来，一声接一声，很吵。但阳光很好，照在那张纸条上，那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好像比刚画的时候，还要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