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在武昌育才：孙吴财政人才的摇篮与“秦门”吏学之盛|孙吴|扬州|武昌|秦博|秦门|荆州

秦博以中书之职坐镇武昌十余载，其功业不止于清核州郡账目、整肃财赋吏治，更在于以一己之力，为孙吴政权培育出一支法度谨严、精于计务、清廉自持的财政人才队伍。他以帐簿为教、以筹算为师、以律令为矩，在鄂州这片孙吴西都重地，系统性培养财计人才百余人，这批人后来遍布荆州、扬州、交州、广州四州，上至中央台阁，下至郡县仓曹，成为支撑孙吴国家财政运转的中坚力量。时人谓之：“吴之计吏，以武昌为最；武昌之能，以秦门为盛。” 此言不虚，亦道尽秦博在人才培养上的不朽功绩。

秦博育才，并非泛泛讲学，而是从实务中来，到实务中去。他深知，财计之官，最忌空谈经义、不晓簿书；最需心细如发、守正不阿。因此，他在武昌设立“计吏课算馆”，亲自制定选材、授业、考核、任用一整套制度，打破门第出身之限，唯以算术精熟、通晓律令、心性端良、勤勉笃实为取才标准。凡有志于吏学、有志于报国者，无论士族寒门，皆可入馆受教。他常对诸生说：“帐者，国之命脉也；算者，吏之准绳也。一目之差，可耗万石；一念之私，可乱一方。汝辈学帐，先学心正，后学笔算。”正是这种德术并重的育才理念，让“秦门”出身的计吏，在整个孙吴官场都独树一帜。

在秦博悉心栽培的众多弟子中，不乏后来名显一时、政绩卓著的财政能臣，其中尤以武昌本土出身的周衡、广陵籍弟子徐恭、荆州寒士卫延、岭南赴学的陈谟四人最为突出，堪称“秦门四杰”，各自在一方财政舞台上大放光彩。

周衡，鄂州本地人，出身小吏之家，自幼熟稔乡里田亩、租赋、仓储诸事，然苦于无名师指点，算法粗疏，难成大器。秦博至武昌后，见其心思缜密、做事踏实，便破格收入门下，亲授《九章算术》《仓律》《金布律》，并以武昌真实军屯、关津、太仓账目为教材，手把手教其勾覆、磨算、勘合、核验。周衡悟性极高，又肯下苦功，不出三年，便能独立主持武昌郡全年钱粮出入核算。秦博数次向孙权举荐，称其“心细如发，守正不阿，有古计吏之风”。周衡后历任武昌仓丞、荆州计曹掾，在任期间清核屯田隐田千余顷，杜绝军粮虚耗，使荆州仓储常年充盈，百姓无苛剥之苦，吏员无侵渔之机，成为秦博在鄂州最得力的继任者，也是“秦门”弟子中扎根本土、造福一方的典范。

徐恭，广陵人，与秦博同乡，年少时随族人流寓武昌，精通书算，却因家世寒微不得进用。秦博见其算法敏捷、文笔工整，便将其留在身边，作为中书典校属吏，随自己一同稽核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徐恭耳濡目染，尽得秦博“钩校精密、持法公允”之真传，后被调往建业，任中书计吏，掌中央财政账目勾覆。他在职期间，不畏权贵，举罪纠奸而不滥刑，清查积弊而不扰民，将扬州财赋梳理得井井有条，连丞相顾雍都赞其：“算无遗策，堪比秦公再世。” 徐恭的崛起，让“秦门”吏学从武昌一地，延伸至孙吴腹心扬州，成为中央财政体系的重要支柱。

卫延，荆州零陵人，出身寒门，素无门第依托，却自幼酷爱算术，常自研习簿书之法。听闻秦博在武昌广纳人才、教授计学，他不远千里奔赴鄂州，投于秦博门下。秦博不计出身，唯才是举，见其志向坚定、勤学不倦，便倾囊相授。卫延学成之后，先任武昌屯田计吏，清丈军屯、核实丁口，政绩斐然，后被调任交州九真郡计曹。交州地处南疆，部族杂居、财赋混乱、账目难核，历任官吏皆束手无策。卫延到任后，沿用秦博所授“三账合一”之法，统一田赋、军资、关津账簿，明定赋税标准，严惩侵隐贪墨，不出数年，交州财赋大治，贡赋源源不断运往武昌与建业，极大稳固了孙吴对南疆的统治。卫延也成为秦门弟子中远赴边州、安定南疆的标杆人物。

陈谟，南海郡人，早年随商船北上武昌，偶然目睹秦博稽核账目、裁断疑案，心生仰慕，毅然弃商从学，拜入秦博门下。他天资聪颖，又深谙岭南商贸、关津诸事，秦博因材施教，重点教授其榷酤、市租、过境税等财经实务。陈谟学成后返回广州，任广州津吏、市掾，严格推行秦博制定的关津税制，既不苛剥商旅，又不漏国库分毫，使广州成为孙吴南方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他还将武昌的计账制度、仓储法度带回岭南，极大提升了南疆的财政治理水平，让“秦门”之学远播南海。

以周衡、徐恭、卫延、陈谟为代表，秦博在武昌十余年间，前后培养专职财计人才一百二十余人。这些弟子，或掌太仓出纳，或核屯田钱粮，或理关津税收，或勾州郡文书，遍布荆、扬、交、广四州，上至中央计吏，下至郡县掾属，形成了一个以法度为宗、以清廉为本、以精算为能的“秦门”吏学群体。

他们为官一任，皆恪守秦博教诲：钩校必细，持法必公，守身必廉，理财必明。在他们的治理下，孙吴财政体系一改早年混乱虚耗之弊，账目清、仓储实、赋役平、军储足，为孙吴政权在江东站稳脚跟、抗衡蜀魏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

正因如此，当时孙吴朝野上下，凡谈及计吏人才，无不推崇武昌；凡谈及武昌能吏，无不归美秦博。于是史传流传一句定论：“吴之计吏，以武昌为最；武昌之能，以秦门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