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的日记本里，藏着这么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段子。
那天，鲁迅先生刚从牙医诊所出来，前脚迈出门槛，后脚就拐进了王府井那家有名的稻香村。
他手里提溜着热乎乎的萨其马，还有一大包点心。
走在大街上，他也不避讳，一边溜达一边往嘴里塞，完全把大夫刚才那通“忌口甜食”的唠叨抛到了九霄云外。
可您得知道，这位爷是个被牙病折腾了二十三年的老病号。
那牙疼起来能要半条命，这滋味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明明牙口不争气，还得顶风作案，甚至唆使儿子周海婴偷偷去给他淘换冰激凌和糖块吃。
图什么呢？
要是只把鲁迅当成那个在书桌前“横眉冷对”的钢铁战士，这事儿确实拧巴。
可要是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在旧世道里单打独斗的凡人，这事儿就顺理成章了：日子过得太苦，心里压力太大，不整点甜头压压惊，这日子没法熬。
说白了，这也是一种为了活下去而做的“战略补给”。
大伙儿印象里的鲁迅，多半是课本上那副模样：板着脸，穿件旧长衫，好像不吃糠咽菜就显不出思想有多高尚。
这误会可闹大了。
真要排一排民国的“金领”，鲁迅先生那可是稳坐前排。
更有意思的是，他特会花钱，懂得拿银元给自己砸出一个能舒舒服服搞创作的“大后方”。
咱们来扒一扒当年的账本。
刚回国干翻译那会儿，他一个月就能领20块大洋。
那时候这钱有多值钱？
这20块的起步价，直接让他站在了普通老百姓连看都看不着的云端上。
好戏还在后头。
名气大了，荷包自然也就鼓了：死工资之外，稿费和润笔费那是哗哗地进账。
这钱是什么分量？
按那时候的物价，一块现大洋能换回一百斤白米。
要是按现在的购买力粗算，一块大洋差不多顶咱们现在的350块钱。
月入一千，那就是月薪三十来万的水平。
这就是鲁迅先生腰杆子硬的本钱。
就在老百姓还在愁下顿饭在哪儿的时候，鲁迅先生大笔一挥，掏出四千多现大洋，全款在北京置办了一套四合院，顺道把绍兴老家的亲戚一股脑全接过来享福。
兜里有钱了，怎么花是个学问。
鲁迅的路子很野：只花在要紧处。
对他而言，唯有两样东西值得砸钱：一是充实脑袋，二是填饱肚子。
穿衣打扮这种面子活，他基本一毛不拔。
可买起书来，那是真舍得，工资的一半说扔就扔，眼都不眨一下。
毕竟，书是他的弹药库，能让思想这把刀磨得更亮。
到了“吃”这一项，他更是讲究得不行。
在北京上海那阵子，他和许广平可没工夫在厨房里烟熏火燎，而是赶时髦玩起了“包饭”。
这跟现在的外卖那是两码事。
所谓“包饭”，是跟大馆子签合同，大厨按高标准做好了，专门派人送上门。
食材精贵，味道正宗。
这种吃法，就是放到现在，一般的中产家庭也扛不住这么天天造。
这笔账算得很精：他得把时间从买菜做饭的琐事里抠出来，全心全意搞创作；再者说，脑力劳动强度大，必须得靠一口好吃的来安抚那根紧绷的神经。
这种挑剔的舌头，那是从小练出来的。
鲁迅可不是穷苦孩子出身。
倒退回晚清，绍兴周家那是响当当的书香大族，家里有地又有铺子。
江南人家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周家的饭桌上，逢年过节那是酱鸭、熏鱼配大白馒头，平日里也断不了绍兴特产的酱油和黄酒。
虽说后来老太爷周伯宜病倒了，家底败了不少，大鱼大肉没那么频繁了，可烂船还有三斤钉。
跟那些七八岁饿得肚子发胀的穷孩子比，鲁迅上学堂还能兜里揣着点心，嚼着茴香豆。
这种“没挨过饿”的童年底气，成了他后来俯瞰众生的基石。
他犯不着像祥林嫂似的，为了一口吃的就把尊严踩在脚底，正因如此，他才能跳出温饱线，冷眼旁观，把国民骨子里的劣根性剖析得淋漓尽致。
长大后的鲁迅，把这份讲究保留了下来，还整出了一套独特的“解压三件套”。
除了刚才说的甜点，还得有酒、有茶、有烟。
身为绍兴人，血管里流的似乎都是黄酒。
但他喝酒不为求醉，酒量也一般，就是抿上几口。
这就这点花雕酒，成了他对抗这个沉闷世道的缓冲垫。
茶也是心头好，独宠龙井。
当然，命里最缺不了的，还得是烟卷。
夜深人静，上海寓所灯火通明。
手边是苦涩的咖啡，指尖是辛辣的香烟，舌尖上没准还留着白天偷吃的萨其马那股甜味。
这才是鲁迅真实的战斗前线。
他从来不是供在庙里的泥塑神像，而是一个晓得用美食、美酒和糖果来犒劳自己肉身的凡夫俗子。
心里这本账，他比谁都清楚：
要想跟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打持久战，自己先得活得像个人样，活得有滋有味。
翻开许广平留下的《鲁迅家用食谱》，那七个月的流水账里，那一串串让人看傻眼的豪华菜单，正好印证了鲁迅的另一种硬核实力——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光有敢面对淋漓鲜血的胆量不够，还得有本事把日子过得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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