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1992年的南方谈话，唤醒了改革路上彷徨的中国。但很少有人了解，谈话结束后没多久，我们就启动了一系列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
这些改革没有捷径可走，充满了阵痛，却实实在在为后来的经济飞速发展，扫清了所有障碍。
1993年，中国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刀就砍向了财税体制。在这之前，我们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制，简单说就是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各管各的钱。
这个制度在改革初期，确实调动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最关键的就是中央财政越来越穷。包干制下，地方都想把收入留在自己手里，能少给中央交一点就少交一点。
结果就是，全国财政收入在增长，但中央财政占比却一个劲下降。到1990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降到了33.8%，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当时中央穷到什么地步？连给西部省份扶贫的钱都拿不出来，甚至有些单位的工资都发不下去。
1993年底，国务院决定推行分税制改革，这也是建国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财税改革。
改革的核心很简单，就是把税收分成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该归中央的，地方一分不能动；该归地方的，中央也不插手；共享税就按比例分。
具体来说，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75:25分成，营业税归地方，关税归中央，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大部分归中央。这个方案一出来，地方政府普遍有怨言：辛辛苦苦搞经济赚的钱，凭啥大部分要交给中央？
中央也有自己的难处：不这么改，国家怎么运转？地方富了，中央却没钱，拿什么搞宏观调控，拿什么支援西部，拿什么实现共同富裕？
最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带队，用74天时间跑遍了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一个省一个省做工作，尤其是重点说服了抵触较大的广东和海南。
他给各省算账，承诺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保障地方的实际利益。就这样反复沟通，分税制终于在1994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199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就涨到了55.7%，中央终于有钱了。有了资金支持，中央才能真正开展宏观调控，才能启动西部大开发，才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可以说，分税制改革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一步。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地方慢慢开始依赖土地财政，靠卖地支撑城市发展和财政运转，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改革的第二刀，砍向了外汇体制。1994年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外汇双轨制，也就是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同时存在。
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5块多人民币，这个汇率高估了人民币价值，和市场实际完全不符。于是就有了外汇黑市，也叫外汇调剂市场，这里的汇率大概是1美元兑8块多人民币。
这种双轨制催生了大量套利空间，有些人利用特权，按官方汇率拿到外汇，转手就在黑市卖掉，啥也不用干，就能赚一倍差价。
1994年1月1日，国家推行汇率并轨，把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合并，统一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左右，同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次改革意义很大，直接消除了外汇黑市，堵住了套利漏洞，也为后来人民币走向国际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刀，砍向了价格机制。价格双轨制的问题，早在七五计划时期就很突出了。1988年的价格闯关，引发了物价飞涨，最后以失败告终，问题一直没解决。到了八五计划期间，国家终于下定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难题。
1992年到1993年，国家逐步放开了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粮食、钢材、煤炭、水泥这些过去严格管控的生产资料，价格也慢慢交给市场决定。到1993年底，90%以上的商品价格，都由市场说了算。
价格放开后，市场一下子就活了。企业能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但副作用也很明显，这一轮价格放开再次引发了通货膨胀。
1993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3%，1994年更是涨到21.7%，创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纪录。
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1993到1994年，全国又出现了抢购风潮。人们疯狂抢购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连卫生纸、食用油这种日用品，也会大量囤积。
说白了就是怕涨价，今天一袋大米20块，明天可能就涨到25块，不如趁早多买一点囤着。
财税、外汇、价格这三项改革，都是当时中国必须闯过去的难关。现在我们回头看，几句话就能说完，好像很轻松，但在当时，每一项改革都牵扯着十几亿人的利益，背后是激烈的博弈，也伴随着巨大的阵痛。
这极度考验改革者的魄力和勇气，也直接影响着无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正是这些深入肌理、刮骨疗伤式的改革，让“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不再是轻飘飘的口号，而是有了千钧之重。这三项改革就像一剂猛药，让当时的中国经历了阵痛，但也为后续发展积蓄了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重危机也悄然来临。南方谈话后，投资过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谈话激发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这本来是好事，但凡事过犹不及。
全国上下下海成风、贷款成风，到处大搞建设，其中不少都是浪费社会资源的重复建设。这种态势如果不及时制止，必然会出大问题。
1993年6月，朱镕基主持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出台了著名的16条宏观调控措施，核心就是12个字：收紧银根、控制投资、稳定物价。
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利率、控制信贷规模、清理在建项目、整顿金融秩序，每一招都很果断，也确实见效。
到1995年，通货膨胀率降到17.1%，1996年进一步降到8.3%，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所谓软着陆，就是既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又没有让经济出现失速下滑，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十分罕见。
很多国家治理通货膨胀，要么控制不住导致社会动荡，要么用力过猛搞垮经济，中国能实现软着陆，足以看出当时决策层高超的宏观调控水平。
回望那段历史，正是这些敢闯敢试的改革，这些精准有力的调控，才让中国经济摆脱了困境，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也为我们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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