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查出肝癌晚期，烧了病历，骑车去西藏，三个月后寄来明信片。明信片上只有歪歪扭扭一行字：路走通了，心就不堵了。

在此之前，谁也没看出二舅有半点要走的意思。他一辈子守着村口那间修车铺，补胎、换链、紧螺丝，手上的老茧比车胎还厚，日子过得比碾过的石子还扎实。查出病那天，他从医院回来，没哭没闹，坐在铺子里抽了半包烟，烟蒂在地上堆成一小堆。家里人围着他劝，说砸锅卖铁也要治，他只是摆摆手，说治也是拖，拖得人受罪，钱也空，不如把剩下的日子还给自己。

他这辈子活得最憋屈的，就是从来没为自己活过。年轻时为了养弟妹，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中年时为了供孩子读书，没日没夜守着铺子，连县城都很少去；老了本该享清福，又帮着带孙子，买菜做饭，把自己活成了家里的一根顶梁柱，撑得腰都弯了，也没敢松口气。肝癌不是突然来的，是常年熬夜、舍不得吃、舍不得歇，一点点熬出来的。他不是不怕死，是怕治到最后，人财两空，给儿女留一身债。

烧病历那天，他把铺子里的工具擦得锃亮，交给隔壁的年轻人，说以后乡亲们修车，别多要钱。他没跟任何人告别，只留了张纸条，说出去走走，别找。一辆旧自行车，一个帆布包，几件换洗衣物，就这么上了路。家里人急得团团转，报了警，四处打听，可他像断了线的风筝，没了音讯。我们都怕，怕他倒在半路，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三个月里，没有电话，没有消息，只有这一张薄薄的明信片，从西藏一个偏远的邮局寄出来。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说身体好不好，没有说吃没吃好，只说路走通了，心就不堵了。我们能想象到，他一路骑着车，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疼了就歇一歇，饿了就啃口干粮，看着从未见过的雪山、草原、蓝天，把一辈子的委屈、操劳、遗憾，都丢在路上。他不是去逃避死亡，是去跟自己的一辈子和解。

他这辈子都在为别人让路，最后这一程，终于把路留给了自己。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选择用最自由的方式，走完最后一段路。没有病房的消毒水味，没有仪器的滴答声，没有家人担忧的眼神，只有风，只有路，只有属于他自己的时光。

明信片被家里人小心翼翼夹在相框里，没人再提治病的事，也没人再催他回来。我们都懂，他选的路，就是他最好的归宿。至于他现在在哪，身体还撑不撑得住，没人敢问，也没人想逼他给出答案。

有些告别，不必声嘶力竭，有些离开，是另一种圆满。他用一辈子的隐忍，换来了最后三个月的坦荡，烧了的是病历，放下的是一生的枷锁，骑向远方的，是他从未活过的自己。而那张薄薄的明信片，就像他轻轻拍了拍我们的肩，说：别难过，我走得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