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舅查出肝癌晚期那天，是个星期三。

我妈给我打电话，声音抖得厉害，说在县医院查出来的，让我赶紧回去一趟。我请了假，开车往老家赶，一路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想起二舅去年还扛着锄头下地，一会儿想起他给我寄的那箱柿子干。

二舅不是我亲二舅，是我们村上的，从小看我长大。他在村里的小学教了四十年书，退休后就在家种种地，养养蜂。没结过婚，一个人住在那三间老房子里。

我到县医院的时候，二舅正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手里拿着一个馒头，就着开水慢慢吃。我妈站在旁边抹眼泪，几个亲戚围在边上，谁也不说话。

二舅看见我，咧嘴笑了笑，说：“来了啊。”

我说嗯，在他旁边坐下。他比去年瘦多了，脸蜡黄蜡黄的，眼窝都凹下去了。馒头咬了两口，又用塑料袋包好，揣进兜里。

“走吧，”他站起来，“这地方冷飕飕的。”

回家的路上，我妈坐在副驾驶一直哭，二舅在后座靠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麦地。路过镇上的时候，他突然让我停车，说下去办点事。我以为他要上厕所，就把车停在路边。

二舅进了镇卫生院，就是刚才查出来肝癌的那家。没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沓纸，边走边撕，撕成一条一条的，走到垃圾桶跟前，扔进去。

我妈回头看了一眼，认出那是病历，刚想张嘴，二舅摆摆手：“别说了，我心里有数。”

回到家，二舅让我帮他收拾东西。我问他要干嘛，他说：“想去西藏，一直想去，没去成。”

我说你身体这样，去什么西藏。他说就是身体这样了，才要去。

我妈不同意，说我疯了你也跟着疯。二舅就坐在门槛上抽烟，抽完一根，说了一句话，我妈就不吭声了。

他说：“姐，我就剩这点念想了。”

第二天一早，二舅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后座绑着个蛇皮袋，里面装了两件换洗衣服，一包馒头干，还有那个用了三十年的搪瓷缸子。他说骑车慢，正好看风景，骑车稳当，不颠着肝。

我站在村口，看着他的背影慢慢变小，拐过村头那棵大槐树，就不见了。

之后的日子，我妈天天念叨，说二舅走到哪了，路上有没有人给他口水喝，夜里睡在哪儿。村里人听说了，有说二舅想得开的，有说这是不想活了，还有说人临死前都有第六感，想去哪就得赶紧去。

二舅偶尔给村里小卖部的座机打个电话，让老板喊我妈去接。也不多说，就说还在路上，看见啥了，今天到哪了。信号断断续续的，有时一句话得重复好几遍。我妈每次都喊：早点回来啊，早点回来。

三个月过去，天气从热转凉。那天我去镇上取快递，邮递员递给我一张明信片，说你们村的，没有具体地址，就说村头王桂花家收。王桂花是我妈。

明信片上是一张照片，蓝的天，白的雪，一座山顶上飘着经幡。背面有一行字，歪歪扭扭的，是二舅的笔迹：

“姐，我到西藏了。这边天特别蓝，空气也好，我这阵子没疼过，吃得下睡得着。别担心我，我再转转就回去。给外甥带了个转经筒，保佑他平安。”

落款是一个星期前。

我拿着明信片往回走，走了几步，蹲在路边哭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二舅那天在医院撕病历之前，先去了隔壁的药房，买了两盒止痛片。他就靠着那两盒药，骑着那辆大杠自行车，走了一个多月，到了四川，搭了一段货车，又骑了一段，最后到了西藏。

他走的时候是八月底，收到明信片的时候已经十二月了。明信片上的邮戳盖着两个，一个是西藏的，一个是县城的。

我妈把那张明信片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一眼。她说二舅的字写了错别字，把保佑写成保又，这辈子教语文的，竟然写错别字。

我说那不是写错了，是手冻僵了。

我妈说对，冻僵了。

二舅到现在还没回来。

那张明信片就夹在我妈床头那本老黄历里，每天翻一页，翻过去，又翻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