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83年进攻维也纳未遂开始，截至1739年第四次俄土战争结束为止，奥斯曼土耳其已经丢掉了好几块领土，16世纪时他们进军欧洲核心地区的那种扩张势头，已经彻底反了过来。
在与奥地利打了16年的仗之后，这个一度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不得不在1699年与奥地利、荷兰、沙俄、波兰等国签订《卡洛维茨条约》，将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皇帝。
到了1716—1718年间，两大帝国又打了起来，奥斯曼土耳其再次战败，在1718年7月与之签订《帕萨罗维茨和约》——巴纳特、塞尔维亚北部、波斯尼亚和瓦拉几亚的部分地区，全都割让给了维也纳。
在17世纪，奥斯曼禁卫军还能凭借高昂的斗志和高超的作战技巧，打了无数胜仗。可到了这时候，面对那些使用新方法训练、由蒙特库科利（1608—1680，神圣罗马帝国大元帅、军事改革家）、欧根亲王·冯·萨伏伊（1663—1736，哈布斯堡王朝军事统帅，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等将军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他们却变得不堪一击。
在奥斯曼人看来，可能更加糟糕的是，进入18世纪之后，他们在巴尔干—黑海地区面对的敌人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沙皇俄国。
面对两大王朝的扩张威胁，他们失去了原本在东南欧“超级强国”的特殊地位——以前凭借这个地位，奥斯曼人可以随心所欲，不用卷入欧洲内部复杂的外交纷争。
进入18世纪中叶，为了保住自己的国家，奥斯曼人不得不更全面地参与到欧洲的国际体系中，自然也得承受随之而来的代价、风险和各种妥协。
以上种种似乎在证明，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文化注定会一直倒退、越来越衰落。
19世纪末西方漫画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左）与清朝形象
奥斯曼土耳其在战场以及谈判桌上的失败，其实是这个战败国家内部，那些不容易被发现的政治、经济衰落的外在表现。
进入17世纪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在政治上的“衰落”，一直被历史学家们热烈讨论，这或许也不算奇怪。
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在领导、政策和体制上的无能，历史学家找了各种各样的原因：
苏丹和他的继承者们常年待在深宫里，不了解世界大势； 宫廷里充满了明争暗斗，到处都是密谋算计； 原本只为苏丹军队提供人才的德米舍梅制（从被征服地区征募男童，作为“苏丹的奴隶”加入近卫军——耶尼切里军团）的被废除； 禁卫军以及政府官员，渐渐被那些敌视苏丹权威、更关心争夺重要官职任命权的穆斯林权贵取代； 中央政府越来越管不住收税这件事，以及各个省份的政府，这就让地方豪强以及负责收税的包税人势力越来越大等等。
按照这个说法，中央权力的衰落，使得地方变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安定——总督、马穆鲁克、背叛中央的“谷地领主”，都纷纷组建自己的军队，为了争夺各个省份的控制权而互相打仗。
托卡比皇宫外观
经济上的困境越来越严重，更让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局面雪上加霜。
对地中海沿岸或者靠近地中海的那些奥斯曼城市来说，转口贸易依然很重要，但海上贸易却几乎全被欧洲商人们所垄断，奥斯曼土耳其在经济领域的定位，也越来越偏向于给欧洲市场生产原料和大批量的货物，其中棉花是最主要的一种。
而且，对以纺织品为代表的欧洲制造的商品的依赖，也一天比一天严重，本土的手工业也慢慢没落了下去。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政府还给了欧洲商人贸易上的特殊权利，免除了他们的交易税和关税，而且这些特权还被他们滥用了。当时，很多国家都在实行保护自己国家生产者和商人的“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本国商业、保护本土产业。但是，奥斯曼土耳其却反着来，格外照顾外国商人的利益。
其结果就是，欧洲商人的经济势力不断深入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不仅削弱了本土的手工业，还动摇了依靠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城市社群。于是，原本经济统一的帝国，被拆分成了一个个弱小的经济区域。
不难想象，这些逐渐沦为依附于强国的弱势区域，也被视为是“文化变得萎靡不振的一部分表现”。
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内景
还有一点需要重申，知识分子的不作为，又让政治失败、经济衰退陷入了恶性循环——越不行越停滞，越停滞越不行。
原因很简单，当时的知识界陷入了一门心思固守宗教经典的保守风气里，再加上穆斯林中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所以他们对通过观察去探索新事物、有条理地借鉴外来思想，几乎没有任何兴趣，更没有想要去了解欧洲的想法。
官方对欧洲地理的无知，更是让人吃惊。
到了18世纪70年代，奥斯曼政府还以为，沙俄的舰队是从欧洲中部的某条河流或者水道，开到了地中海。因为他们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意愿去改革教育大纲——比如加入注重实际观察、偏重科技知识的内容。
所以。奥斯曼人的伊斯兰文化，慢慢变成了一潭被错误认知困住的死水。对此，有人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其一，奥斯曼土耳其在扩张时期就看不起欧洲文化，这种想法一直流传了下来；其二，欧洲有多种语言并存，这也给奥斯曼学者们了解欧洲造成了语言障碍。
托卡比皇宫内的帝王殿
以上种种，似乎都在有力地证明奥斯曼土耳其的无能和失败。但这种说法，其实是建立在两个不一定正确的假设之上的。
第一个假设，就是大家默认的奥斯曼土耳其和欧洲之间的差距——奥斯曼土耳其代表着“落后”，欧洲代表着秩序井然、一直在进步。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并不是整个欧洲都处在田园安宁、城镇兴旺的状态里：
在当时的东欧和南欧，还存在着农奴制，饥荒时常发生，官府对农村百姓的抗议活动也常常进行着残酷的镇压； 在西班牙内陆、意大利北部和苏格兰高地，出门旅行一直很不容易，而且充满了危险； 除此之外，乡下的盗匪十分猖獗，尤其是在17世纪被战争摧毁过的地区，情况更为严重。
实际上，即便是在相对发达的西欧，情况也难言“乐观”：
距离巴黎不到160公里的省份，老百姓的生活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农业技术从中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显著改进；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宗教上十分排外，不允许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和奥斯曼土耳其对各种宗教都很宽容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
第二个假设是，奥斯曼土耳其在扩张时期，有一个效率很高的中央集权政府，可到了晚期，这个政府就失去了活力，原本高效的办事风格也逐渐消失殆尽了。
实际上，就算奥斯曼土耳其常年面临战争的严峻考验，我们也不能断定，它在1740年的时候就已经注定要衰落了。
哈布斯堡王朝最有远见的将领蒙特库科利曾经提醒过，奥斯曼军队展现出了很强的收复失地的实力。
在1711年的普鲁特河之战中，奥斯曼军队狠狠击败了由彼得大帝率领的沙俄军队，表现令人震惊。当时，沙俄军队虽然装备精良、火炮数量更多，还有庞大的骑兵团，但人数处于劣势，而且粮食和草料严重不足。
面对势头正盛的奥斯曼军队，沙俄军队在后面完全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最后只好交出亚速地区，
奥斯曼人虽然在1699年失去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但还是通过1739年签订的《贝尔格莱德条约》，顺利收复了1718年在帕萨罗维茨战役中失去的不少土地，其中就包括了贝尔格莱德城。
由此可见，截至18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土耳其依然是一个统治着这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反观位于这个帝国“正面”的欧洲，只是它地缘战略上的负担之一。
奥斯曼巨炮，铸造于1464年，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重武器
单就其基本守住了自己的领土完整这一点来看，奥斯曼社会比那些主张“衰落论”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更加灵活、更有韧性，也更有凝聚力。
这种韧性，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强大的地缘政治地位，而这种优势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60年代。
尽管失去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但奥斯曼军队在1739年收复了贝尔格莱德，再次控制了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欧洲和巴尔干地区之间的战略要道。
与此同时，他们还掌控着黑海，把它当作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因此，奥斯曼人和他们保护的克里米亚人，才能在沙皇拼命想要占领彼列科普和亚速的时候，击退对方的攻势。
另外，沙俄军队如果想要穿越乌克兰大草原进攻奥斯曼土耳其，后勤补给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所以，当时的黑海依然是“奥斯曼人的海”，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份无价的财富。
一言概之，贝尔格莱德的要塞、喀尔巴阡山的天然屏障、黑海带来的内线移动优势，让奥斯曼人成功阻挡住了西方势力的进攻。
18世纪初的奥斯曼土耳其
强大的文化防御能力，进一步巩固了奥斯曼土耳其的抵御实力。
除了巴尔干半岛上的穆斯林社群会坚决支持帝国之外，奥斯曼人还能依靠忠心耿耿的希腊东正教神职人员——他们几乎没从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的胜利中得到任何好处，所以始终效忠于奥斯曼土耳其。
在北非地区，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最偏远、防守最薄弱的边境地带，当地百姓既害怕又厌恶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再加上经济上离不开海上劫掠带来的收益，这些因素促使马格里布地区的各个省份，始终效忠于遥远的帝国。
其实，正是这种有利的地缘战略条件，让奥斯曼土耳其在17世纪初，可能出现中央权力分散的情况。这时候，城市里的豪强在管理省份、收取赋税方面（比如担任官方的包税商），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斯曼土耳其已经瓦解，变成了盗匪横行、无人管控的国家。恰恰相反，这体现了帝国及时认可了省内新兴的精英阶层。这说明，中央与地方精英合作的模式，对于维持社会秩序、顺利收取赋税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在阿拉伯各个省份和埃及，也有类似的权力下放模式。
驻守在地方、可以世袭的禁卫军部队，以及开罗的马穆鲁克人，都获得了相当多的地方管理权；而罗马尼亚地区，则由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人”治理，即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裔比较富裕的基督徒精英阶层。
在非洲西北部的马格里布地区，那些拥有广泛自治权的地方王朝，在摩洛哥等地牢牢掌握着当地政权。
一言概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截至1750年之前，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已经管不住这些地方势力了。
事实上，这些地方势力的管理权和统治的合法性，依然取决于他们对奥斯曼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对于奥斯曼政府而言，最首要的职责就是抵御外来势力的干涉，避免在军事上失败，从而维护苏丹的权威。
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号召少年为奥斯曼皇室与政府服务
在经济方面，奥斯曼土耳其的表现也并不差。虽然它的本土手工业在与欧洲的竞争压力下有所衰退，但在君士坦丁堡、伊兹密尔、开罗等多个重要城市，依然是当时的商业大都市。
就拿开罗来说，它的商业繁荣主要得益于也门咖啡贸易——这种贸易规模庞大，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棉花、羊毛、烟草这类大批量的商品生产，至少让奥斯曼土耳其的一些地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时大量新建筑物拔地而起，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除此之外，那些能满足老百姓大部分消费需求的内部贸易，依然牢牢掌握在地方势力手中。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针对西方的战略防御，似乎比之前几十年更加稳固。
他们已经熟悉了欧洲的外交规则，比如利用法国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不满，成功夺回了贝尔格莱德。
虽然“郁金香时期（1718—1730）”的改革政策，最终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失败了，但帝国的统治者依然能从欧洲买到急需的“现成”军事技术和科技，这样就避免了推行更深入的改革，可能带来的文化动荡和社会巨变。
另外，奥斯曼政府在“特惠条约”中，给予外国商人的商业特权，也并不是只有欧洲人单方面受益。这种政策既鼓励了对外贸易，又能隔离外国商人，降低西方文化对伊斯兰社会的吸引力。
总而言之，奥斯曼人凭借着稳固的主权、不容置疑的圣地（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的保护者身份，以及作为伊斯兰世界文化知识中心——开罗的最高统治者地位，得以在自身独特政治体系的不同部分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
它既是矗立在欧洲侧翼、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帝国，也是正统伊斯兰教在近东核心地区的政治实体。
英国水彩画约翰·弗雷德里克·路易斯笔下的开罗
进入18世纪40年代，奥斯曼土耳其在手工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革新方面，已经与欧洲最繁荣的地区有了一定的差距，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沿着欧洲重商主义的路线，将自己改造成为民族国家或者民族经济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再度发生了恶化——不仅是奥斯曼土耳其，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信变得更加低落。
在政治上，伊斯兰文明似乎陷入了被包围的困境。
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朗这两大伊斯兰国家，在军事上都遭遇了失败，被迫割让土地，其中大部分都割给了沙俄。
1798年，法国占领了埃及，后来又被英国人赶了出去；莫卧儿帝国在1760年之后就已经名存实亡，变成了一个空壳。
穆斯林聚居的孟加拉地区，沦为了英国的一个省份；由穆斯林统治的迈索尔王国（位于印度西南部，以迈索尔城为中心），在1799年被英国彻底消灭了。
在东南亚，1811年英国入侵了爪哇，这也为后来的局面埋下了伏笔——之后英国把这块殖民地交还给荷兰，荷兰得以重新确立对爪哇内陆各个伊斯兰国家的殖民统治。
这样一来，伊斯兰世界仿佛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巅峰时期的“日不落帝国”
面对欧洲的帝国主义扩张、商业扩张和文化渗透，最没有能力抵御的伊斯兰国家，就是当时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土耳其。
在1768年到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战败，出现了要崩溃的迹象，这让奥斯曼的官员和乌里玛（伊斯兰学者的总称）都感到极度恐慌。
从这时开始，奥斯曼土耳其的各级政府，开始尝试雇佣欧洲专家来筑牢自己的防御设施，用欧洲的方法训练军队；作家们开始关注欧洲的政治局势以及各国的军事力量，同时将少量欧洲的地理、军事类书籍被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一些人会主动前往欧洲游历并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交给奥斯曼政府参考。
当然，这些举措到底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也无从得知。毕竟，当时熟悉欧洲语言的穆斯林学者非常少，甚至有观点认为，18世纪之前可能一个都没有，他们对欧洲的最新动态，几乎一无所知。
事实上，即便到了18世纪末，奥斯曼人的文化活动，大体上几乎没有受到当时西方社会变革的影响。
伊斯兰的经典思想传统依然非常强大，深深扎根在神学、法律等知识阶层最关注的领域里，难以动摇，尤其是在文学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建筑和设计上一直沿用一成不变的本土图案，也能看出这一点。
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后宫的生活场景
或许有人会把这种情况贬低为“衰败”的迹象，认为这个曾经充满活力的传统，已经没有能力应对欧洲势力逼近带来的思想挑战。
但是，这样的判断其实很肤浅。
欧洲在地理政治上的攻击，来得又快又猛，但欧洲“带去威胁”的深层本质，是慢慢显现出来的。毕竟，就连当时“了解内情”的欧洲人，几乎都无法理解这种本质，更别说那些从外部观察欧洲的穆斯林了。
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历史学家常常批评奥斯曼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社会，说他们太晚采用欧洲对手的文化模式——比如民族国家的理念和精神、自由主义的伦理道德，以及工业化经济的“技术”精神。
事实上，关于这些理念，欧洲人自己当时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论——而在那些穆斯林思想家们看来，拥抱这些理念不仅是冒险，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到那时，国家会从内部开始崩溃，外来的攻击也会更快得手。
因此，像过去一直做的那样，零散地吸收欧洲的专长，而不是全盘接受，再根据奥斯曼土耳其或伊朗自身的需求，改造外国的技术——就像萨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做的那样——看起来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他们之所以也会选择这样的应对方式，其实并不难理解——不管是在这个国家的内部，还是在帝国之外，伊斯兰的文化活动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界限。
奥斯曼细密画《金角湾的庆典节目》（1727）
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男子几乎可以在从巴尔干半岛到孟加拉的任何地方谋生和发展。
所以，他们很难“将奥斯曼、萨法维以及莫卧儿视为自己的祖国”，更无法理解“效忠祖国”的内涵。换言之，对于这些人而言，把民族国家当作唯一效忠对象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
在奥斯曼土耳其，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主要来源于宗教经典和宗教信仰，而不是语言或种族。
在这个多元一体的庞大帝国境内，穆斯林可以担任军人、官员、律师、地主，处于最高的社会地位。倘若奥斯曼土耳其变成了一个全部或大部分由奥斯曼穆斯林组成的伊斯兰民族国家，那么这个帝国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
事实上，直到1918年这个帝国瓦解，这种情况才真正出现。
更何况，伊斯兰文化的守护者们，也不可能支持“强势政府”——扩大统治者权力——的理念。在伊斯兰的政治实体中，负责阐释伊斯兰教法的乌里玛，和负责执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任何想要让权力天平向统治者倾斜的“改革”，必然会引来怀疑和反对。
从这个角度来看，塞利姆三世（1761—1808）模仿欧洲军队创建“新军”，看起来更像是为了对付国内反对者，而不是抵御外来侵略者。后来，伊斯兰谢赫（乌里玛的领袖）发布教令，谴责他的新军，这也预示了他在1807年被废黜的结局。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期间，奥斯曼军队猛攻谢夫凯蒂尔堡
这种反对改革的心态，在伊朗表现得更为强烈。
伊朗的乌里玛无比怀念萨法维政权，因为他们在教法学界拥有权威地位；他们认为，大约1790年之后的恺加王朝的过往，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夺取权力的非法统治者；王储阿巴斯·米尔札（1789—1833），从1799年开始编练新军，但只能偷偷学习欧洲的军事操练方法。
反对他的乌里玛扬言，他不适合继承王位，“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佛朗机人（当时对欧洲人或基督徒的称呼），还穿着佛朗机人的靴子”。
即使穆斯林已经更清楚地认识到，欧洲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即使主张“改革”的精英们已经有了更大的影响力，想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还是有很多阻碍。
伊斯兰世界没有独立于宗教之外的公众舆论可以动员，没法壮大改革的声势。
一方面，学术和文化的权威，分散在无数个由学者掌控的伊斯兰教学校里，政府没法集中力量推动改革；另一方面，在学者阶层之外，老百姓的识字率非常低，很难普及改革的理念。
其实阿拉伯文印刷机在18世纪20年代就已经传入奥斯曼土耳其了，但一直被禁止使用，直到80年代才解除禁令。
这个帝国的第一份报纸，更是到了1828年才出现，而且还是在开罗发行的——当时开罗已经是自治总督辖区的首府了，不属于帝国中央直接管辖。
去过欧洲游历，或者精通欧洲语言的穆斯林，更是少得可怜。所以奥斯曼土耳其和伊朗的统治者，在和欧洲各国打交道的时候，往往只能依靠从自己境内的基督教少数族群——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当中，寻找合适的代理人。
但是，大家难免会怀疑这些代理人不够忠诚，因为欧洲的影响扩大、更多使用欧洲的方法，对这些代理人所属的族群似乎更有利，他们很可能会偏向欧洲。
中世纪穆斯林眼中的罗马人，就是西欧人眼中的希腊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那些因为时局变化而感到恐慌的穆斯林，更倾向于从伊斯兰传统中寻找解决办法。
很多去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回到家乡后，不仅会呼吁大家要更严格地遵守传统教法，还会传播他们在朝觐途中认识的伊斯兰学者的著作，进一步巩固传统思想的地位。
就拿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来说，这个宗派的信徒在1803—1805年之间，迅速陆续占领了麦加和麦地那。他们认为，除了《古兰经》之外的其他所有思想与典籍，都是腐蚀人心、引人作恶的根源，所以一概拒绝接受。
资料显示，在这一时期，瓦哈比派的支持者的分布非常非常广泛，最远甚至延伸到了爪哇地区。
另外，以神秘仪式、圣人遗骨、符咒为特色的苏菲教团，是伊斯兰世界民间宗教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虽然这个教团一度遭到了乌里玛精英的嫉妒和排挤，但他们却为那些不同意改革、不想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群众，提供了抒发不满的渠道，所以他们的影响力也不容小看。
就连那些亲眼看到穆斯林败给欧洲人、对世事看得比较透彻的人，比如18世纪末期印度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大多也把失败归结为统治者的“道德失败”——认为是统治者腐败导致的，并没有认识到失败的深层原因，也淡化了失败的严重性——他们共同的理想，依然是重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国家。
就算是在被欧洲入侵的震撼中，亲眼见识到了欧洲人的强大，穆斯林的核心想法也没有动摇。
比如埃及神学家、历史学家贾巴尔蒂（1753—1825），虽然对法国占领政权的办事速度和效率感到非常佩服，但对他们的残暴行为和不信仰神明的做法极度反感。
当时大多数穆斯林的心态，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对欧洲的好奇，也没有想要主动去学习欧洲的想法。
1856年从克里米亚战场凯旋的突尼斯军队，他们被希金森爵士称作“土耳其军队里最糟糕的士兵”
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穆斯林社会整顿军队、武装自己，抵抗欧洲入侵的能力，也不能低估他们接受新观念的能力。
1826年，正是希腊起义最激烈的时候，奥斯曼苏丹马赫穆德二世肃清了禁卫军——他的前任苏丹，就是被这支军队和乌里玛联手废黜的。
之后，在最高级乌里玛的默许甚至支持下，马赫穆德二世推行了一连串改革，其中就包括废除戴头巾的传统习俗，改用非斯帽。
截至19世纪中叶，推动文化、知识领域变革的力量依然比较薄弱。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伊斯兰世界，还没有真正察觉到欧洲施加的激烈挑战；我们更不能借此认为，伊斯兰文明本身就在全面倒退。
比如在西非，18世纪末期的时候，伊斯兰势力的扩张就取得了很大进展：穆斯林军阀和苏非教团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和宗教影响范围。
【5】
但不管怎么说，尽管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存在差异，但绝对不是死气沉沉或者“走向衰落”的。
首先，学者们在不断辩论，建筑师在设计新的建筑，艺术家在创作画作，诗人在沉思作诗，城镇居民在寻找生活乐趣，学生在努力求知，律师和医生不断被培养出来，富人在追求可以炫耀财富的商品。
其次，社会或经济上一旦有变化，就会引发大家在道德或宗教层面的忧虑；天启或者救世主降临的预言，也会不断挑战正统的思想。一个有苏非派、瓦哈比派等教派蓬勃发展的世界，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世界。
1875年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统治下的奥斯曼土耳其
鉴于此，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与同期的中国一样，被三样不变的东西束缚着发展步伐。
第一，古典文人的传统理念，都在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遵守这种传统定下的美学规范、伦理准则，依然是所有文化活动的基础。知识分子想要展现自己的才华，真正的考验就是：如何把解释自然世界的知识，和这种传统里的抽象真理结合起来，让两者不冲突、相契合。
第二，文化权力和思想权力，大多集中在那些会读书、会写字的精英手里，而这些人的特权地位，还得到了政治权力的大力支持。
所以，有人敢公开质疑正统的思想或者宗教理念，就会受到限制，很难有发声的空间。
第三，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况，两者总体上都对欧洲不感兴趣，对彼此也没什么关注，就连对欧亚大陆之外的“偏远世界”，也缺乏兴趣、不愿去了解。
这种对外界的淡漠，与欧洲后来主动探索世界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可即便如此，我们无需因此过分夸大欧洲的独特性——彼时的欧洲，自身也存在不少封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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