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开年没多久,山东那边的一份战报,让国民党高层脸都没处搁。

坐在济南坐镇指挥的王耀武,听完汇报,气得直接把军帽狠狠摔在桌子上。

他那句骂娘的话,后来传了好些年:“五万大活人,三天就被人家吃干抹净了?

我就算在阵地上放五万头猪,让他共军去抓,三天三夜也抓不完吧!”

王耀武气成这样的,是莱芜那场仗。

李仙洲手底下七个师的兵力,眨眼功夫,连锅端。

可谁能想到,就在这前几天,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还在乐得合不拢嘴。

因为他的心腹爱将陈诚发来喜报:国军已经拿下了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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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时高兴坏了,立马回电:“临沂既然拿回来了…

你们务必给那一带好好扫扫,争取这回彻底解决问题。”

一边是丢了老窝的“败军”,一边是抢了地盘的“胜军”。

结果呢?

抢地盘的最后丢盔卸甲,撤退的反而一口吃掉了对手五万大军。

这种极端的反差,在整整三年的内战里,竟然成了常态。

這也是蒋介石到死在台湾都没琢磨明白的死结:明明地图上的旗子插得越来越多,地盘越扩越大,怎么手底下的兵反倒越打越少,最后连自己都得卷铺盖走人?

这笔烂账,还得翻回到1946年那份被他寄予厚望的“剿匪方案”说起。

1946年6月,那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夏天。

蒋介石的案头摆着两份关于怎么对付共产党的路书。

头一份是参谋总长何应钦递上来的。

这老哥做事向来求稳,他还特意去问了还没遣送回国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跟八路军打了八年交道的冈村宁次就一句话:别小瞧共军,那不是一般的草寇,这仗难打。

听了这话,何应钦弄了个“两年计划”:稳扎稳打,别冒进,分三个阶段,花两年时间慢慢磨。

第二份计划是陈诚搞的。

陈诚是蒋介石的心头肉,当年在江西“剿共”时攒过不少心得。

他的路子简单直接:趁着国军现在优势大,只要“六个月”,就能打垮共军主力,把解放区全占了。

陈诚这笔账算得很精:

当时国军正规军两百万,算上杂牌军总共四百三十万;解放军满打满算一百二十七万,正规军才六十一万。

这是3.4比1的压倒性优势。

装备上更是一个天一个地。

国军接手了百万日军的家当,还有美国人送来的飞机、大炮、坦克,四分之一的部队都是美械或者半美械。

再看解放军手里,除了步枪,像样的重家伙没几件。

最要命的是,大城市、港口、铁路这些命脉,全捏在国军手里。

要是换你坐蒋介石那个位置,你选哪个?

何应钦的法子太慢,还得承认对手厉害,这让刚当上二战“四巨头”之一的蒋介石觉得脸上无光。

陈诚的法子虽然险,但听着解气。

蒋介石那会儿急着搞“宪政”,想当大总统,哪有心思等你两年?

他大笔一挥,拍板用了陈诚的方案。

何应钦被撸了参谋总长的帽子,打发到美国去当代表团团长,陈诚风风火火地上任了。

六个月。

蒋介石给自己定了个死限。

陈诚兜售的这套“速胜论”,骨子里的逻辑看着挺严密,说白了就四个字:以点控面。

现代仗怎么打?

打的是后勤,是补给。

后勤靠啥?

靠交通线。

交通线靠啥?

靠枢纽城市。

蒋介石的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国军只要把交通枢纽(点)占住,就能卡死铁路公路(线);控制了交通线,就能把解放区(面)切开封死。

这张网一旦撒开,解放军的补给就断了,活动空间也没了。

没了大城市当靠山,没了税收和工厂,共军迟早得退化成流寇。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得明明白白:“解放军没了大城市依托,只能到处乱窜,顶多算个流寇…

等着他们的就是被切块清剿,最后全军覆没。”

这套路数,刚开始确实挺唬人。

内战刚开打那几个月,国军势头猛得很。

解放军接连撤出了苏皖边区的重镇淮阴、淮安,撤出了山东首府临沂,甚至到了1947年3月,把老家延安都让给了胡宗南。

捷报跟雪片似的往南京飞。

蒋介石觉得,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可他漏算了一个要命的事儿:这笔“胜利”的账,毛泽东那是用的另一套算法。

就在蒋介石忙着进城接收的时候,毛泽东给全党发了封电报,标题叫《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要目标。”

这就是两边最大的岔路口。

蒋介石算的是“不动产”:我也许赔了几个人,但我拿下了这座城,城里有厂子、有铁路、有税收,这买卖我赚了。

毛泽东算的是“流水”:我也许丢了这座城,但我吃掉了你一个旅的人。

城是死的,人是活的。

人没了,城早晚得吐出来;人还在,城丢了也能抢回来。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把王耀武气个半死的“临沂-莱芜之战”。

那会儿,陈诚调集重兵,在地图上画了个大包围圈,想把华东野战军挤死在临沂。

粟裕咋办的?

他压根没在临沂跟国军硬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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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了一小撮人假装主力,大部队突然掉头往北跑。

蒋介石收到占领临沂的电报时,还以为共军是被打怕了,正在“溃逃”。

结果才过了三天,在莱芜,在这个蒋介石以为已经是“大后方”的地方,李仙洲的五万大军被包了饺子。

这一仗,解放军虽说丢了临沂这座空城,但控制了胶济铁路二百五十公里,顺手解放了十三座县城,最关键的是,让国军少了五万个拿枪的兵。

比莱芜玩得更绝的,是延安。

1947年3月,胡宗南凑了二十五万精锐,气势汹汹地杀向陕北。

那时候毛泽东手里有多少人?

四个野战旅,满打满算两万多。

这仗怎么打?

好多干部想不通,延安那是红色首都,怎么着也得守一下吧?

毛泽东说了那段著名的话:“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他拍板做了一个让蒋介石想破脑袋也猜不到的决定:把延安这座空城,打包送给胡宗南。

胡宗南进了延安,牛皮吹得震天响。

蒋介石乐坏了,觉得这是政治上的大胜利。

可紧接着发生的事,让这二十五万大军掉进了噩梦里。

毛泽东带着中央机关,在陕北的山沟沟里转圈圈。

胡宗南的大军想找主力决战,连个人影都摸不着;想撤吧,又舍不得“收复延安”这份功劳。

结果就是,这二十五万国民党精锐中的精锐,被死死拖在陕北这个穷得叮当响的黄土高原上。

他们不光没能去支援别的战场,反而被彭德怀用“蘑菇战术”,一点一点地零敲碎打。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

胡宗南的部队被吃掉的越来越多,最后连整编29军的军部都被端了。

一年后,胡宗南灰溜溜撤出延安的时候,除了损兵折将,啥也没捞着。

仗越打越久,蒋介石那套“以点控面”的策略,终于露出了它的死穴。

这个死穴叫“包袱”。

你占的城越多,得派去守城的兵就越多。

一座县城放一个连,一座地级市放一个团,像沈阳、济南这种大城市,怎么也得放一个军甚至一个兵团。

这就像撒胡椒面,本来攥紧的拳头,硬生生把五个指头张开了。

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后来在回忆录里倒尽了苦水:“我们是备多力分,处处守,处处薄弱…

我手里这点兵,撒到各处,根本动弹不得。”

国军被钉死在碉堡里、城市里、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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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解放军呢?

他们没城要守,不用分兵把口。

他们就像流动的水,想打哪儿就打哪儿,想啥时候打就啥时候打。

刘汝明看得通透:“匪有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目标的行动自由,我们就只能死守在那儿等着挨揍。”

这就搞成了一个怪圈:

明明国军总兵力占优,可具体到每一场战斗,解放军总能凑出三倍、四倍甚至五倍的兵力,去围殴国军的一个孤立据点。

“我为十,匪合为一。”

在局部战场上,弱的变成了强的,强的反而成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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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心的是,蒋介石引以为傲的交通线,也成了摆设。

他以为控制了铁路就能封锁解放区,可他忘了,这路是修在中国的地皮上的。

解放军是本土作战,老百姓就是他们的眼线。

国军一出门,解放军立马就知道;解放军大部队穿插,国军却是两眼一抹黑。

到了晚上,国军缩在炮楼里不敢动弹,解放军则在老百姓的帮衬下,把封锁线当空气,穿插分割,如入无人之境。

回过头看,1946年那个夏天的决策,其实已经注定了三年后的结局。

蒋介石的“剿匪方案”,从军事教科书上看,也许挑不出毛病。

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它是悬在半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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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迷信洋枪洋炮,迷信数据报表,迷信占的地盘有多大。

他没算明白,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真正的劲儿不藏在水泥森林般的城市里,不藏在美式卡车的轮子上,而是藏在广阔的农村,藏在人心向背里。

那个曾经提醒过他的日本人冈村宁次,其实早就看出了门道。

当年的日军,也是占了大城市,控了交通线,搞了“囚笼政策”,结局呢?

陷在泥潭里拔不出来,直到战败。

可惜,蒋介石太自信了。

他觉得他是正统,他有美国人撑腰,他不可能走日本人的老路。

仅仅三年。

那个发誓“六个月消灭共军”的庞大军事集团,就像一栋被抽空了地基的大楼,轰隆一声塌了个干净。

当蒋介石在台湾凄凉地看着地图时,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1946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夏天,和那个看似完美的“以点控面”的必胜计划。

赢了面子,输了里子,最后连本钱都赔得干干净净。

信息来源:

蒋介石日记(1945-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