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期间，中方选择不再追索对日战争赔偿，按当时币值折算约1200亿美元。
时间过去几十年，日本国内仍有人在教材叙述中弱化侵略历史，到2025年底、2026年初，日本政界又接连放出挑衅性表态，地区紧张感随之升高，几位日本资深学者因此重提那份“放弃赔偿”的旧账，直言日本社会正把中方的克制当成好欺负。
1972年9月，北京谈判桌上，气氛并不轻松，日方代表田中角荣提到侵华战争，用了句很轻的说法：给中国“添了麻烦”。
这四个字落在中国这边，分量很刺耳，因为那不是麻烦，是几千万人的伤亡，是城市被烧、村子被扫、家破人亡。
谈判中还有一幕更关键，日方有人提出：蒋介石方面以前“放弃赔偿”了，所以战争赔款不该再谈。这种说法等于想用一句“别人替中国签过字”把账盖过去。
周恩来当场发火，意思很清楚：放弃赔偿是中国自己的决定，不是没资格要，也不是被谁代表了，账在那儿，历史在那儿，别想偷换。
中国最终还是选择放弃追讨赔款，考虑也很现实：需要尽快打开外交局面、稳住周边形势，把中日关系拉回到正常交往的轨道上来。
中国愿意吃这个亏，换长期和平，也给日本社会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说到底，这不是日本“挣来的便宜”，是中国“主动放过一马”。
问题也从这里埋下，免赔不是“免责”，放弃追讨不等于侵略没发生，欠下的道义账也不会因为不收钱就清零。
中日联合声明写得明白：历史问题要正视，要反省，要面向未来，免赔这一步，本该换来更诚恳的态度、更扎实的教育、更稳定的相处方式，可后来日本国内一部分政治势力走的路，偏偏往反方向拐。
后来日本国内出现一种说法：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给了不少钱，所以“差不多两清了”，这套算法听着像买卖：当年打了仗欠了账，后来借点钱给对方发展，就当旧账结了。
放到任何人情世故里都说不通，欠债还钱是一码事，合作投资是另一码事，援助本身也不是单向施舍，日本企业同样从中国市场和产业链里得了实惠。
可这种“混账算法”在日本社会传播多年，慢慢就变成集体心理：既然给过援助，中国就不该再提历史，再提就是“没完没了”。
结果就是，部分日本人真心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做够了”，这种情绪一上来，最先被挤掉的就是对战争受害国的共情。
在历史教育上偏差也在被放大：不少日本教材对广岛、长崎写得非常详尽，但涉及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等内容时，往往篇幅很少，表述也含混不清。
1980年代围绕教科书表述的争议里，“侵略”被改成“进入”的做法，至今仍被反复提起，词一换，性质就软了，孩子从小看到的就是“日本也很惨”，很少系统看到“日本当年做了什么”。
于是就出现学者做调查时的尴尬场面：很多学生能说出原子弹的日期和伤亡，却说不清南京发生过什么。
记得受害，不记得加害，社会讨论自然就偏向“自家委屈”，时间一久，反省就变成少数人的事，道歉也变成政治口号里的可选项。
日本一些教授看得很急：历史被剪掉一半，国家认知就会偏航，邻国关系也会越走越僵。
战后追责和清算做得不彻底一直被诟病。在冷战格局下，一些旧势力很快回到权力中心，右翼思路也就得以延续。
同时，亲美取向在日本政坛长期占上风，不少议题往往先对照美方立场，再考虑亚洲邻国的观感。久而久之，“靠拢美国”成了相对稳妥的政治选项，而在历史问题上打马虎眼，则被部分政客当成动员选票的手段。
到了近年，政客为了选票、为了站队，挑动对立的言论越来越多，把台湾问题挂在嘴边，动不动上纲到“存亡危机”，在地区安全上添火，对外挑衅讲得痛快，对内承受后果的却是普通产业和普通人。
日本学界有人算过现实账：中日关系一旦明显下滑，最先挨打的是旅游、零售、服务业、教育产业，日本不少地方的温泉旅馆、商场免税柜台、化妆品和电器销售，很依赖中国游客。
高校还面临少子化，国际学生对许多学校是重要支撑，贸易上，中日产业链纠缠很深，出口、零部件、订单波动都会传导到就业。
所以出现一种荒诞画面：台上政客讲话很硬，台下企业忙着稳订单、稳客源；台上喊“危机”，台下怕“生意断”。
历史问题没处理干净，现实利益又被当筹码，最后会变成双输。把中国的克制当成理所当然，迟早会遇到反作用力。
日本教授翻旧账的焦虑点就在这里：账本压了几十年，社会却越走越偏，真到出事那天，后悔都来不及。
当年把约1200亿美元的赔偿放弃掉，初衷就是给两国关系留出回旋空间，让日本普通民众少承受压力，也尽量避免亚洲陷入长期对立。
免赔不是“忘账”，更不是“随便改历史”的通行证，日本国内如果继续把援助当清账、把侵略写轻、把挑衅当政绩，中日关系只会越走越窄，经济和安全都会付出成本。
那几位愿意把旧账摊开的日本教授，想提醒的很明白：克制不等于好欺负，沉默不代表认同。历史问题躲不开，就算暂时按下去，迟早也会以别的方式重新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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