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那茬冬景，北京城冻得人伸不出手。
眼瞅着春节就要到了。
在功德林这块地界，尤其是关押战犯的号子里，倒是难得冒出点年味儿。
毕竟过大年嘛，哪怕蹲在大牢里，大伙儿心里也想讨个吉利，小心翼翼地盼着点好消息。
谁知道，一嗓子尖叫把这点祥和劲儿全给搅黄了。
地板上躺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子，那模样惨得没法看。
就连平时看惯了生死的看守，这会儿背脊也发凉：那人眼珠子往外凸，像是要蹦出来似的，黑红的血顺着鼻孔一个劲儿往外涌。
这倒霉鬼名叫徐远举。
提这名字，当年在西南那一带，简直比鬼都吓人。
这可是国民党保密局里的狠角儿，挂着少将军衔，江湖人称“西南半壁”，那是戴笠和毛人凤手底下最硬的一块料，也是最快的一把刀。
管理所哪敢耽搁，这人身份特殊，死得又这么怪，一份加急报告火急火燎地送进了中南海。
周总理听完信儿，脸色立马沉了下来。
徐远举这人虽说罪孽深重，可他脑子里装的那些国民党高层机密太多了。
再说，那时候局势乱，他手上沾满了烈士的血，外头想弄死他的人能排长队，号子里恨不得嚼他骨头的“难友”也有一大把。
是遭了暗算？
还是被人下了药？
真要是非正常死亡，这可就不光是一条人命的事儿，那是捅了天大的政治漏子。
总理当场拍板：查，必须查到底。
法医进场了，调查也铺开了，大伙儿本来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以为要牵扯出一桩惊天大案。
可折腾到最后，摆在桌面上的那个真相，却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
索了徐远举命的，不是什么仇家，也不是毒药，恰恰是他自己心里那笔始终没盘算明白的“烂账”。
想把这笔账理顺溜，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个六十年。
徐远举这辈子，起手抓的其实是一副绝世好牌。
他生在湖北大冶，家里是有名的书香门第，还挺阔绰。
徐家祖上那是读书种子，到了父辈，家里愣是出了三个秀才。
搁民国初年，这配置就是含着金汤匙落地的，要钱有钱，要面子有面子。
这小子打小脑瓜子就灵。
那时候私塾先生最稀罕这种苗子：看书跟照相似的，一遍就能背下来。
可没过多久，徐家长辈就觉出不对味儿了：这神童，心眼儿长歪了。
别家孩子那是淘气，徐远举这淘气里透着股狠毒劲儿。
越长大这毛病越重，看见弱小的东西不心疼，反倒把折磨当乐子。
爹妈管不了，老爹一咬牙：送部队去吧。
那时候老理儿都这么想，军队是个大熔炉，顽铁进去也能炼成钢。
就这样，徐远举进了黄埔军校。
可惜，徐老爷子这步棋走岔了。
他低估了儿子的野心，也太高看了当时黄埔军校的纯洁度。
在军校混了一阵子，徐远举就把那套生存门道摸透了。
摆在他跟前的路有两条。
一条是当个正经带兵的，这活儿苦，上前线得玩命，想升官得熬年头，在派系林立的国军里头，没后台就是个高级炮灰。
另一条，就是抄近道。
徐远举眼珠一转，选了第二条。
他那股子狠辣和“机灵”，在正规军里遭人嫌，可在特务堆里那是难得的“才华”。
1932年，他搭上了戴笠这条线。
军统招牌还没挂出来呢，他就拜到了戴笠门下。
他发现这行简直是给他定做的。
记性好，审讯时能揪住犯人丁点儿大的漏洞；心肠硬，动起大刑来眼皮都不眨一下。
对徐远举而言，抓人、用刑、捣毁地下党组织，这些都不是血债，而是往上爬的垫脚石。
这笔账他当时算得挺美：只要心够黑，位子就能坐得高。
老天爷似乎也挺配合他的算法。
他一路顺风顺水，从底下的小特务干到了少将，成了戴笠的左膀右臂。
哪怕戴笠死了，生性多疑的毛人凤照样重用他，为了拉拢这尊掌握西南情报网的大佛，毛人凤还得客客气气喊他一声“大哥”。
那是徐远举最风光的时候。
可他哪知道，命运给的糖衣炮弹，早就标好了要命的价格。
到了1949年年底，这笔账到了该结的时候。
国民党那是兵败如山倒，徐远举受命去云南督战。
那时候昆明的形势那叫一个微妙。
云南省主席卢汉已经准备反了，而国民党在云南的情报头子，恰好是徐远举的老熟人——沈醉。
咱们看看这两个特务头子的对比，真挺有戏。
沈醉这人圆滑，身段软得像棉花；徐远举呢，又横又暴，骨头硬得像石头。
卢汉起义枪声一响，徐远举其实就是瓮里的王八——跑不了了。
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最后把他踹进坑里的，竟是他的“党国兄弟”。
沈醉被控制后，脑子转得快，立马配合起义军，转头就把徐远举给摁住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徐远举输了个底掉。
算计了一辈子人心，最后让自家阵营给卖了。
刚进号子那会儿，徐远举表现得跟块臭石头似的。
他心里明镜似的：手里人命太多，江姐那些烈士都折在他手里。
按共产党的规矩，他这种特务头子，基本上是死定了。
既然横竖是个死，不如装得硬气点。
在功德林，徐远举一开始那叫一个难缠。
拒绝改造，审讯不配合，整天摆出一副“要杀要剐随你便”的死猪样。
其实扒开这层硬壳，里头藏着的全是恐惧——那是怕死怕到极点，再加上一种破罐子破摔的绝望。
可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超出了他的算计。
这回，让他心理防线崩塌的，还是沈醉。
1960年，沈醉成了第二批特赦战犯，大摇大摆走出了功德林。
更绝的是，政府还给他安排了活儿，当了政协委员，那待遇跟国家干部一样。
这消息对徐远举来说，比上一万堂政治课都管用。
他心里的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拨：沈醉那样的都能活，还能当官，我凭啥不行？
合着共产党说的“给出路”，是玩真的啊。
打那起，徐远举跟变了个人似的。
那个不可一世的霸王不见了，变成个积极改造的模范生。
背书、写材料、干体力活，他比谁都卖力。
他在赌。
赌自己也能像沈醉一样，等到那张特赦令。
这一赌，徐远举可是押上了全部身家。
他这一等，就是十好几年。
眼瞅着别人一个个出去了，连那些罪比他轻、官比他小的都自由了，徐远举心态崩了。
到了70年代初，特赦这事儿因为特殊原因停了。
这对徐远举来说，简直就是拿钝刀子割肉。
他骨子里那个急脾气又冒头了。
整个人变得特别敏感，动不动就炸毛。
觉得自己表现这么好，咋还没轮到？
是不是有人整我？
这种焦躁劲儿，最后成了催命符。
1973年冬天的那个下午，火药桶炸了。
起因特小，因为最近心情烂，他在一次干活考核里，得了个“差评”。
在旁人看来这就是句批评，可对把特赦当救命稻草的徐远举来说，这个“差”字，意味着之前的努力全白瞎了，出去的日子遥遥无期。
他急了。
他又吵又闹，情绪激动到了极点。
这一激动，多年的高血压老毛病瞬间发作，直冲脑门子。
为了消火，或者是为了发泄，在这滴水成冰的大冷天，他居然不管不顾，冲了个凉水澡。
极度愤怒加上极度严寒。
血管哪受得了这个。
他在澡堂子里一头栽倒，脑血管爆了。
颅内压太高，把眼珠子挤了出来，鼻血狂喷。
这也是为啥死相那么吓人，跟中毒似的。
法医的鉴定，还有后来的调查，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脑溢血。
周总理要查的真相，归根结底，就是个性格悲剧。
徐远举死后才过了两年，也就是1975年，中央下令：在押战犯全部特赦。
也就是说，他要是能再熬个两年，哪怕多那么一点点耐心，就能拿着通知书走出大门。
哪怕回老家当个老农，起码能得个善终。
只可惜，徐远举这辈子太“精明”了。
年轻时算计权位，不择手段把自己变成了罪人；坐牢了算计生死，拼命表现却因为一点挫折就气急败坏。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根绷得太紧的弦。
在权谋场上，他没沈醉那么圆滑；在生死关头，他又缺了杜聿明那份豁达。
他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最冷的那个夜里。
这大概就是历史给他下的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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