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念叨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气愤,倒不如说是想不通。

毕竟,在那好几个月的活受罪里,他亲眼见到了太多没法用人话解释的事儿。

你也得纳闷,明明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怎么干起事来比山里的土匪还下作,连几头猪都要抢?

再说了,既然缺人干活,干嘛还要变着法地把壮劳力往死里整?

这背后的道理,其实透着股透心凉的寒意:在当年日本人的算盘里,中国老百姓压根就不算个“人”,甚至连“俘虏”的名头都配不上。

充其量,也就是个“消耗品”。

还是那种满大街都是、用完随手一扔、不需要任何本钱的“一次性物件”。

把日历翻回到1944年的农历五月二十四。

那天,湘潭县龙华乡三门镇原本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空气里不再是饭香,而是呛人的火药味。

一队日本兵开着汽船,大摇大摆地闯了进来。

对这帮日本兵来说,活儿挺简单:抓点人,运点货。

可看他们干活的那股劲头,这哪是什么军队,分明就是一群撒了欢的野兽。

机关枪往镇口一架,全村留守的40多号人,就像被赶鸭子一样,全被圈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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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个儿跑到日本人跟前,提了个条件:放了我那年老多病的爹,我顶他的缺,替他去干活。

照咱们中国人的老理儿,这是“尽孝”;照做买卖的规矩,这是“拿壮换老”,日本人绝对不亏。

换了是别的军队,哪怕稍微讲点人味儿的对手,就算不点头,顶多也就把人轰走完事。

但这帮日本兵的账是怎么算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二换一”,人家要的是“一锅端”。

老爹没救出来,自己也搭进去了。

队伍开拔了,几十个乡亲被绳子拴成一串,像牲口一样被赶着走。

路过汤八爷家的茅草房时,日本兵瞅见了猪圈里的六头大肥猪。

紧接着发生的一幕,彻底扒下了所谓“皇军”的遮羞布。

鬼子兵上去就要硬抢,汤家爷俩抄起长矛想护财,一矛捅翻了个鬼子。

下场不用猜也知道,父子俩当场就挨了枪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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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把牛猪宰了,可怪就怪在,他们只剔大腿上的好肉,剩下的肉连带着下水,全扔泥地里不要了。

一边是物资紧缺,一边又是肆意糟践。

看着挺矛盾,其实心里路数很清楚:他们不光要抢东西,还要通过这种“只吃尖儿”的做派,让你知道谁才是主子。

而被抓来的这些脚夫,连口剩汤都别想喝。

日本人给他们吃啥?

馊饭,甚至是倒在地上的烂饭。

有一回,鬼子把放了好几天的馊饭直接扣在烂泥地上,逼着大家伙儿像狗一样趴着,用手抓着往嘴里塞。

这不光是为了省事,更是为了驯狗。

在日本人眼里,只有把这帮人的骨头打断了,把自尊踩进泥里,这帮人才会老实听话,不敢炸刺。

在这趟要命的行军路上,一套残酷的淘汰法子悄悄转了起来。

对日本人来说,脚夫就是个运东西的物件。

物件要是坏了,修是没工夫修的,扔了又怕走漏风声,最省心的办法就是——直接销毁。

那个叫曹桂益的屠夫,就是这么被“处理”掉的。

曹桂益本来就胖,长途赶路下来,两只脚肿得跟馒头似的,一步都挪不动。

在日本人的逻辑里,走不动的胖子,那就是个“累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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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扛活,还得费粮食,搞不好还得拖慢队伍。

咋办?

一个鬼子兵走过去,举起东洋刀,冲着曹桂益的后脑勺就是一下。

血滋了一地,那鬼子连刀都没擦,转过身吆喝队伍继续走。

没审判,没理由,就因为你“走不动了”。

这给了剩下的脚夫一个要命的信号:在这儿,干不动活,就等于死。

不过,比“直接销毁”更吓人的,是“杀鸡给猴看”。

队伍走到中路铺那会儿,大个子陈三爷动了跑的心思。

他趁着解手的空档想溜,结果点儿背,被哨兵发现了,右脚挨了一枪,被人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回来。

要是为了惩罚,一枪崩了也就完事了。

可日本人觉得,陈三爷身上还有最后的“油水”没榨干——那就是拿来当反面教材,吓唬人。

他们把陈三爷拖过满是碎石子的路面,死死绑在柱子上。

先是用门栓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

陈三爷是个硬骨头,把牙都咬碎了,愣是一声没吭。

这股子硬气,反倒把日本人惹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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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要的不是硬汉,而是让别人害怕。

三个鬼子轮流上阵,端着刺刀拿活人练刺杀。

一刀,两刀,几十刀…

陈三爷身上的棉袄都被扎成了布条,血顺着柱子往下流。

鬼子一直把他扎得没了人形,这才心满意足地收了手。

尸体就那么扔路边,好几天都没人敢去收。

干嘛非得做绝到这份上?

因为鬼子人少,抓的壮丁多。

想用几把刺刀看住几十个壮劳力,最管用的法子就是制造绝对的恐惧。

陈三爷惨死这场戏,就是精心演给活人看的。

它在警告所有人:想跑?

代价比死还难受。

队伍接着往南开,这种“活地狱”的日子还在继续。

日本人对上了岁数的老人,刻薄到了变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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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故意的。

在鬼子眼里,老头子的体力快耗干了,属于“没价值的东西”。

往死里用,累死了正好省粮食;没累死,那就用到死为止。

到了衡山罐子窑,这种针对老人的坏心眼儿到了顶峰。

鬼子刚进院驻扎,就把从三门镇抓来的苏亦仙、黄二公这四个老头全拉了出来。

没啥理由,也不问话。

日本人把这四个老人绑在柿子树底下,当着全体民夫的面,搞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活剐”。

几十个民夫就在边上看着,拳头攥出了水,后槽牙咬出了血。

可偏偏,旁边架着的那挺歪把子机枪,那黑洞洞的枪口,逼得所有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惨剧上演。

为啥非得拿这四个老人开刀?

还是那笔账。

对急着赶路的鬼子来说,老弱病残是包袱。

杀干净了,既甩了“累赘”,又再一次把恐怖给种到了每个人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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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残忍,不是因为他们疯了,而是因为他们太精明了——精明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

大概过了两三天,队伍晃悠到了衡阳火车站。

这儿是个岔路口。

站台上,爷俩挥泪告别。

可这时候顾不上伤心,因为他自个儿的生死关头也到了。

又是七八天的急行军,中间有四天四夜眼皮都没合一下。

就在这节骨眼上,转机来了。

天上突然嗡嗡响起了六架飞机。

警报拉响,鬼子和脚夫四散奔逃找掩护。

飞机在天上盘旋了老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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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摆在他眼前的路就两条。

头一条:老实趴着,等飞机飞走了,爬起来继续给鬼子当牛做马。

这倒是安全,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可早晚得像曹桂益或者陈三爷那样,把命丢在路上。

第二条路:豁出去赌一把。

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把这鬼子也累瘫了,竟然在躲空袭的时候眯着眼睡着了。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钻进一片密密麻麻的茅草丛,把整个身子都泡在水底下。

这绝对是个玩命的决定。

要是被发现了,陈三爷那惨样就是他的下场。

他在水里硬是泡了整整一下午。

一直熬到天黑,听着外头鬼子骂骂咧咧地集合、点名、开拔,最后脚步声越来越远,他才敢从水里探出头来。

这会儿的他,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喝,浑身湿透,一点力气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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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都不叫事儿。

要紧的是,命保住了。

后头的事儿,就是一条漫长又遭罪的回家路。

大路是不敢走的,只能跟着挑盐的小贩翻山越岭。

足足走了14天,他才摸回了湘潭老家。

人是回来了。

可跟他一块被抓走的老爹,还有三门镇的那47个乡亲,再也没能回来。

没个信儿,没见尸骨,甚至连个坟包都没有。

他们不知消失在了衡阳、桂林,还是哪条叫不上名字的山沟沟里。

他们死在了刺刀下,死在了重担下,或者死在了那毫无尊严的饥饿和折磨里。

在这场所谓的“征用”里,三门镇被抓走48号人,能活着回来的,只有2%。

这就是日本人嘴里的“征集劳力”。

这哪里是征集,分明就是一场慢刀子割肉的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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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光是唯一的幸存者,更是唯一的见证人。

要是他不活着回来,要是他不一遍遍把这47个人的遭遇讲出来,那陈三爷死得有多惨、曹桂益有多冤、还有那四个老人死在柿子树下的绝望,就彻底埋在历史的尘土里没人知道了。

这笔血债,日本人当年算得挺精:拿中国人的命,换他们的运输效率。

可他们漏算了一件事。

只要还有一个活口在,这笔账,就永远别想烂在泥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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