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过去了，每等到冬去春来，野草在荒坟堆上冒头的时候，胡桂英肩胛骨那儿的老伤，才算真的长好。
在那之前，伤口总是隐隐地疼，像是有人拿针在里面挑。
每次给家里的孩子们看那道像蚯蚓一样扭曲的疤，老太太嘴里总是念叨那一句话：“那日本兵逼着我进屋…
他们干的那事儿，哪是人干的啊。”
这道疤，是1937年腊月留下的欠条。
那一年，南京城里的规矩全乱套了。
12月13号以前，日子虽然紧巴，但好歹还有个章法。
手里有大黄鱼的有钱人，听着风声不对早早就溜了；没钱的平头百姓没辙，只能把身家性命押在城墙和当兵的身上。
那个守城的唐生智，当初拍着胸脯喊口号，说要“与城共存亡”。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热乎，可后来的事大伙儿都清楚——眼看着守不住了，他也坐着小火轮，丢下烂摊子自己先撤了。
这一撤不要紧，几十万老百姓和当兵的，直接成了日本人的活靶子。
打那以后，南京城里就没有王法了，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连打仗的规矩都成了废纸。
剩下的只有一样东西管用：谁的拳头硬，谁手里有枪。
在后宰门那边的一间木板房里，这种吃人的世道露出了最凶残的獠牙。
那天正赶上晌午，七八个日本兵端着刺刀，一脚踹开了房门。
屋里的草垛子里挤着十几个逃难的，才14岁的胡桂英就缩在人堆里。
带头的是个一脸大胡子的军曹，长得那叫一个凶神恶煞。
这人也没废话，一只手叉着腰，那只沾着血的手指头指着胡桂英，扯着破锣嗓子吼：“花姑娘的出来，进屋！
进屋里去！”
这时候，摆在胡桂英面前的，是一道还要不要命的选择题。
在这个军曹的脑子里，手里那把明晃晃的刺刀和腰里的王八盒子就是通行证。
他觉得，把枪一亮，这种手无寸铁的小丫头片子，除了吓得哆嗦，肯定让干啥就干啥。
可偏偏胡桂英没按他的套路出牌。
别看她才14岁，心里跟明镜似的，一旦进了那间屋子，等着她的会是什么。
那是比死还要脏的事儿。
所以，哪怕刺刀都快戳到脸上了，她愣是死死抱住了邻居贾大娘家的房柱子。
这一抱，就像生了根一样，死活不撒手。
两个日本兵上来生拉硬拽，刺刀在她眼前晃来晃去。
换个胆小的，早就吓瘫在那儿了。
可胡桂英那时候心里早就盘算好了：哪怕今天交代在这儿，也绝不进去。
这种“不听话”，显然把那个军曹给惹毛了。
在他看来，中国的老百姓就该像案板上的肉。
胡桂英这么一闹，那就是在打他的脸，挑战他这个“征服者”的威风。
于是，这鬼子决定下狠手。
这一狠，就是两条人命。
军曹一把薅过旁边的贾大娘和她5岁的孩子。
根本没给人反应的时间，手里的枪就响了，贾大娘当场倒在血泊里；紧接着刺刀往前一送，5岁的娃娃也被扎了个透心凉。
眨眼功夫，两条活生生的命就这么没了。
军曹这么干，不是为了杀人过瘾，他是拿这两条命逼胡桂英就范：瞧见没？
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
他举着还在往下滴血的刺刀，刀尖直接顶到了胡桂英的心窝口。
血珠子滴在她的白褂子上，晕开了一大片，看着触目惊心。
要是光为了发泄兽欲，几个大老爷们要把一个小姑娘拖进去，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可这个军曹这会儿像是犯了邪劲——他不想光是要这个人，他非要把她的骨头打断，逼着她自己乖乖走进去。
他拿刀尖指着屋门，再一次逼她。
胡桂英还是咬着牙，纹丝不动。
这场大眼瞪小眼的僵持，最后以军曹的气急败坏收场。
他掏出王八盒子，对着胡桂英的后背就是一枪。
这一枪响过，谁也不敢动了。
满屋子都是火药味，人群吓得四散乱跑。
胡桂英只觉得肩膀上一阵钻心的疼，伸手一摸，黏糊糊的全是血。
她下意识伸手去捂伤口，那个军曹对着她又是一枪。
这一枪打在胳膊上，皮开肉绽的疼让人浑身抽搐。
紧接着，鬼子开始对着跑路的人群乱开枪，又有三个难民倒在地上不动了。
胡桂英眼前一黑，顺势倒在了死人堆里装死。
这一把，她赌赢了吗？
要是从保住清白这事儿上算，她赢了。
挨了两枪，但这身子算是干干净净地保住了，鬼子以为她死了，也就没再纠缠。
也不知过了多久，家里人把她晃醒，抓了一把香灰塞住伤口止血。
趁着那帮畜生撤走的空档，一家人跌跌撞撞逃进了难民区。
那会儿的南京城里流传着一句话：只要进了难民区，命就保住了。
毕竟那儿有德国人拉贝，有美国大夫威尔逊，门口还挂着万国委员会的旗子。
可现实回手就给了所有人一个大嘴巴子。
那所谓的“安全区”，在日本兵眼里，不过就是个稍微麻烦点的猎场罢了。
拉贝先生前脚刚出门去办事，后脚日本兵就闯了进来。
就在储物室里，当着所有逃难老百姓的面，他们就要对妇女动手动脚。
这可不是个别现象，这就是上面默许的。
有个事儿说起来让人心都碎了：日本兵在难民区硬是拽走了一个13岁的小丫头。
难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冲上去想把人抢回来。
结果呢？
带头的两个当场就被打死了。
剩下的人这下全都不敢动了。
只能眼睁睁听着那个小丫头受罪。
最后，那个13岁的女娃被活活糟蹋死了。
她娘受不了这个刺激，一头扎进河里寻了短见。
拉贝回来以后，去找日军那边理论。
日军当官的反应很有意思——那个军官装模作样地把两个闹事的兵训了一顿。
那架势，看着像是“管教不严”。
可你要是细琢磨，这压根就不是什么纪律问题，根本就是一种纵容。
真要管，枪毙几个带头的，你看谁还敢乱来？
但日军高层压根没想管。
从上到下，他们都享受着这种“想干啥就干啥”的特权。
训斥，那是演给外国人看的戏码。
这种恶行，是有组织、成规模的作孽。
在那种鬼地方，能活下来，全凭运气和一股狠劲。
胡桂英她爹，就经过了另一场在鬼门关打转的事。
那天他去给闺女送衣裳，半道上撞见个日本兵。
那鬼子二话不说，挺着刺刀就追。
胡老爹吓得没处跑，一咬牙跳进了路边的臭水沟，把自己埋在水里。
日本兵追到沟边，看不清水底下的动静。
按常理，要么开两枪，要么就算了。
可这个鬼子坏到了骨子里——他拿着刺刀往水里瞎捅。
一刀，两刀，也不知道捅了多少刀。
每一刀下去都可能要命。
胡老爹的后背、胳膊都被扎烂了，血水把沟都染红了。
这时候，胡老爹面临着一个要命的选择：是跳出来跟鬼子拼了，还是忍着疼装死？
跳出来，面对全副武装的鬼子，那是死路一条。
装死，就得忍着刀子进肉的剧痛，还得赌那个鬼子什么时候收手。
他赌了后面这一条。
日本兵看着血水往上翻，以为人已经死了，这才扛着枪走了。
等胡老爹从水沟里爬上来的时候，胳膊上一大块肉都被硬生生削掉了。
他硬是忍着这股要命的疼，在水沟边一直趴到天黑透了，才敢摸黑往家爬。
这就是那时候南京老百姓的日子：想活命，不光得命大，还得有能忍受非人折磨的毅力。
日军在南京干的那些事，早就突破了做人的底线。
在大街上，他们拉住男人就看脑门和手掌。
只要有印子、有老茧，哪怕你是种地磨出来的，也说是当兵的，当场就给毙了。
更没人性的是，他们甚至逼着庙里的和尚去糟蹋妇女。
和尚不答应，要守清规戒律。
日本兵就用刺刀把那和尚的下身给割了。
这哪是杀人啊，这分明是拿杀人取乐，是要从精神和肉体上把中国人的尊严踩在泥地里。
如今回过头再看，1937年的南京，就是一场人和野兽的较量。
一边是手无寸铁、只能拿血肉之躯去赌命的老百姓；另一边是武装到牙齿、被洗脑成野兽的军队。
胡桂英肩膀上的那道疤，结了痂，掉了皮，年年如此。
那不光是个伤口，那是那个冬天最铁的证据。
它证明了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候，哪怕对着刺刀和子弹，哪怕只是个14岁的小丫头片子，也没丢掉做人的骨气。
“哪怕披着那身狗皮，他也不能算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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