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9年，咸丰九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这位被誉为“天国第一战将”的传奇人物，亲率号称十万之众的大军，如猛虎下山般扑向了湖南。
一时间，湖南全境震动，清廷上下人心惶惶。
毕竟，石达开的名声太响亮了，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清军往往望风披靡。湖南是湘军的老家，是曾国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所在。老巢被端，这还了得？就在所有人都为曾国藩捏一把汗的时候，远在后方指挥的他，却异常平静，甚至在给友人的信中，不紧不慢地写下了一个惊人的判断：石达开此来，必败无疑。
致命的软肋
要说清这个问题，咱们得先看看石达开当时所处的境地。自从“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负气出走，虽然身边依然跟随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但他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太平天国的中央体系。
曾国藩是何等人物，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个致命的问题。
在他看来，军队打仗，打的不仅仅是前线的冲锋陷阵，更是后方的后勤补给。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里，就给石达开算了一笔清清楚楚的账。他说，石达开这支大军，“每日需食米千石, 需子药数千斤”，这么庞大的消耗，可是“全无来源”。这仗怎么打？
石达开的军队，粮食得靠抢，弹药得靠缴获，走一路吃一路。这种方式在短期内或许还能维持，可一旦战事陷入胶着，或者在一个地方停留过久，问题就立刻暴露出来了。
曾国藩将这样的军队称为“流寇”，他认为对付“流寇”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守不出，跟他耗时间。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石达开的后勤压力就越大，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就会直线下降。
所以，曾国藩断言，石达开的军队“粮米掳尽，断无不走之理”，意思是粮食吃光了，他自然就得走，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久留。这第一点，就抓住了石达开部队最核心的命脉。
闯进了最不该闯的地方
如果说缺乏后勤是石达开的内伤，那么他选择进攻湖南，就是一头撞上了一堵铜墙铁壁，这是他犯下的一个重大战略失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湖南这个地方，太特殊了。
湖南是湘军的大本营。这里不仅是湘军兵员的主要来源地，更是其军饷、粮草的重要供应基地。曾国藩经营湖南多年，上至地方官员，下至乡绅地主，早已被他拧成了一股绳。
石达开把战火烧到这里，等于直接触动了整个湖南地主阶级的核心利益。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产和田地，会不惜一切代价地支持湘军，抵抗太平军。
湖南的地主团练异常强大。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朝的正规军不堪一击，各地纷纷兴办团练自保。
而湖南的团练，在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组织和训练下，战斗力尤其强悍。当石达开的大军进入湖南境内，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湘军的正规部队，还有遍布各个州府县城的团练武装。
这些团练熟悉地形，与当地百姓关系紧密，他们可以不断地袭扰太平军的补给线，让石达开的部队时刻不得安宁，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这样的环境下，石达开想就地筹粮、建立根据地，简直是天方夜谭。
所以，当石达开带着他那支疲惫的远征军踏入湖南的土地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被高度军事化、同仇敌忾的“堡垒省份”。这无疑让他的后勤问题雪上加霜。
宝庆之战
理论说再多，终究要靠实战来检验。而宝庆会战（今湖南邵阳），就成了验证曾国藩判断的最终试金石。
石达开进入湖南后，初期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连续攻克了桂阳、郴州等地。
但他很快就发现，每座城池都很难啃，而且湘军的援兵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赶来。他决定围攻湖南中部的重镇宝庆，希望拿下这座城市作为立足点，再图进取。
然而，这个决策恰好落入了曾国藩的预判之中。石达开选择打攻坚战和围城战，这对于一支缺乏后勤的流动作战部队来说，是最大的忌讳。围城需要时间，而石达开最缺的就是时间。他的数十万大军围着坚固的宝庆城，人吃马嚼，消耗巨大。
城里的湘军有充足的补给，可以以逸待劳。而城外的太平军，却要为每天的口粮发愁。
与此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僚左宗棠等人迅速调兵遣将，从外围形成了一个更大的包围圈，反过来把石达开的部队给包围了。
战局从太平军围城，变成了湘军围歼太平军。被围困了两个多月后，石达开的部队粮草耗尽，军心涣散，士气跌到了谷底。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太平军士兵因为长期作战和饥饿，已经疲惫不堪，战斗力大打折扣。
最终，石达开耗尽了所有锐气，不得不在湘军的内外夹击下狼狈突围，撤往广西。宝庆之战的惨败，不仅让石达开元气大伤，也彻底宣告了他经略湖南、图谋四川的战略计划的破产。
结语
回过头来看，曾国藩之所以能精准预言石达开的败局，并非他有什么神机妙算，而是他牢牢抓住了战争最根本的法则。
石达开是一位优秀的战术家，冲锋陷阵，无人能及。
但在战略层面，他出走天京，使自己沦为无根之萍，就已经输了一半。而他选择进攻湘军的根基之地湖南，更是犯了致命的错误。
曾国藩正是看透了这两点，才敢在战局看似不利的情况下，从容地布下天罗地网，以“静”制“动”，最终将这位不可一世的翼王拖入失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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