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肇庆的双核辉映——基于《读史方舆纪要》的广东地名分布研究|广东省|广州市|潮州府|粤西|肇庆|读史方舆纪要|韩江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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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读史方舆纪要》所记广东地区的地名为研究对象，将地名分为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两大类，并运用GIS技术对地名分布规律进行深入分析，以探究其分布原因。研究结果显示，明代广东地名的分布呈现出广州和肇庆两府为中心的双核辉映特征，这主要归因于广州自古以来作为重要港口，其经济长期繁荣，以及肇庆也位于附近平原地带的地理优势。即便自然景观地名的分布也以这两府为主，这反映地名记载是受人类活动影响，并不完全反映广东的自然地理形势。

关键词：《读史方舆纪要》；明代；广东；地名；GIS技术

0 引言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它既是历史与社会的产物，蕴含着该地区自然、历史、文化、环境、民族、风俗等多种因素，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社会文化形态，又在地理环境、族群聚落文化等条件影响下具有相对稳定性。以往的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地名考证方面，比较著名的有陈桥驿的《郦学札记》以及李之勤对地名的一系列考证。GIS技术的引入，丰富了地名的文化景观研究，能够直观观察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地名的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成因分析，从而发现地名分布的变化规律。目前学者对地名分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地名；对于历史地名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演化过程。

广东地处我国南部边陲，远离政治中心，经常被作为流放罪人之地，然而其开发却几乎与中原同时起步。由于其优越的气候条件及港口优势，广东经济持续发展。至明清时期，广东已成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省份。随着人口的增多，地名也随之增多。对于广东历史地名的系统研究主要有司徒尚纪等人对广东岭南境内历代行政建置演变的梳理。对于县名更迭、形成的原因，司徒尚纪、王彬、宋长栋、黄伟亮、袁源等人认为首先是因战乱用兵、侨置州县等导致的移民；其次是其复杂的民族文化，主要包括粤方言、客家方言、福佬语地名，加上百越土著文化与中原正统汉文化，三者相互碰撞；再次是因历史经济的开发；然后是因古岭南人迷信风气蔓延形成的图腾文化影响以及人民的美好愿景；最后是因为其山川分割、自给自足、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逐渐运用GIS技术研究广东现代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刘秀娟、段姝文、王彬、黄秀莲等人运用数理统计法、GIS邻近度分析法等分析广东省地名命名与空间分布规律，从而发现该地地名密度与人口密度在分布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各类地名分布来佐证各类地名命名缘由］。张治弘等用GIS技术分析了海南俚语地名的分布特征。雷雅婷等运用GIS技术分析了海南岛的地名时空特征。本文借助GIS技术，通过数据统计法与核密度分析法对明代广东地名的分布规律进行研究，并分析其原因，以期探究明代广东省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历史面貌，了解顾祖禹等知识分子对明代广东地理情况的认识特点。

1 研究区概况

明代广东地处“《禹贡》扬州之域及扬州徼外”，北至五岭，东至潮州，西至钦州，北至琼海。后于“明洪武九年改置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广州府、肇庆府、韶州府、南雄府、惠州府、潮州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直隶州一（德庆州），属州七，属县七十六，而诸司卫所参列其中”，其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海南省全部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湾沿海地区，地处我国南方边陲，是历来中原王朝流放罪人的“化外之地”，也因其较少受战乱影响而吸引了大量躲避战乱、天灾的中原人。

广东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山地、台地和丘陵所占超过全省总面积的75%，地势北高南低，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兼具平原、台地及丰富的海岸地貌。平原以珠江三角洲平原为主，是广东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同时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广东对外既是抵御海上威胁的重要防线，也是对外贸易的核心枢纽之一；对内背靠南岭山脉，地势险要，不仅形成对中原的天然屏障，更能通过复杂地形和军事部署控制边疆，是重要的军事要冲。

在气候上，明代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总体上以高温多雨的湿热气候为主。明前期广东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降水丰沛，有利于水稻种植等农业生产，使岭南人能够自给自足。虽然明中后期由于中纬度西风带南移等因素影响，气候转寒，但也为小麦、玉米等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条件。在水文上，明代广东雨量丰沛，其分布大致呈沿海少于内地，平原少于山区的形势。与此同时，该地区河网密布，河流多源出五指山、黎母山，水资源丰富。丰沛的降水量也使河湖池塘的水量较为可观。图1为明代广东省河流、地貌图。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的著作《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中国古代地理总志发展至清初的集大成者。顾祖禹对国计民生的问题十分关注，书中记载了大量黄河治理、赋税轻重、交通路线变迁、城邑镇市变迁等方面的情况。因此，该书不仅是一本军事地理著作，更是明代社会经济地理情况的一个全面总结。该书的写作，虽与其他地理志一样，以行政区划为纲，然而上述社会变迁情况，都记载在非政区地名的条目下。这些非政区地名的分布，体现了明代文化分布特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纪要》这种特色，与同时代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及谭图《明史·地理志》注重政区地名的记载不同。这3种著作主要记载政区地名，虽然也记载山川等地名，但数量无法与《纪要》相比。以《大明一统志》为例，该书对《寰宇通志》的山川进行了增补，但所记北直隶山脉约120座，河流约100条，而《纪要》所记北直隶山脉约700座，河流约800条，详细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同以经世致用见长的顾炎武的《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并非体例完整的著作，因此本文不采用。为了保持全国数据来源的统一性，并观察《读史方舆纪要》对地名筛选与记录的特色，本文也并未补充地方志的地名数据。本文根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一至卷一百五对广东地名的记载，运用刘龙雨等人的方法对文本进行解析，共拆分出2514个地名。

明代广东地形地貌图，本文引用了“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DEM数字高程数据”集中的“SRTMDEMUTM 90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产品”，其中的河流则是比对《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万历十年（1582年）广东省地图”进行描绘得出。为了直观观察地名空间分布情况，首先，本文先导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万历十年（1582年）广东省地图”进行地理配准，据此描绘出府级政区界限以及直隶州一、属州七、属县七十六，创建点、面要素。其次，将《读史方舆纪要》中的地名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类再分别细分，根据所描述的地理位置比对已获得的府、州、县的地理坐标进行位置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数据库。最后，导入ArcGIS绘制热力图，进行核密度分析。相比于单纯的点状地图，热力图能够更精准地刻画地名分布的集中程度，能够一目了然地显示地名分布的核心区域，因此本文的密度分析均采用热力图的形式。

3 广东地名统计分析

根据现行的国标地名分类规则、明代广东各地通名及其本身所代表的独特内涵，本文将地名先分为自然景观类和文化景观类2大类。其中，自然景观类又细分为水文类、山脉类、方位类；文化景观类又细分为军事、废旧、工程、经济、建筑等。其中，按照通名分类，无法体现出地名在命名过程中的以动植物与人物等命名的特色，因此通过专名对所有地名进行了筛选，得出动植物、人物类地名分别12个和4个，这种数量虽然对总体分析影响不大，但体现了其人文特色，因此也加以说明。广东作为方言文化突出的省份，明代地名中也多有体现，因此我们也进行了分类来凸显广东地名这一特色，无论通名、专名，把凡是具有方言特色的地名全部挑选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详见表1。

对上述地名进行分类统计，广东地名主要用字及出现频次如表1所示。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广东地名独特的民族性以及这类地名因其功能部分包含在自然、文化景观类下细分的地名中，所以将另外列出并分析，如表2所示。

3.1自然景观类地名

明代广东自然景观类地名共计1535个，以山脉类和水文类为主，山脉类地名最多，约占总数的64%。其中，含“山”字的地名最多，共697个，占山脉类地名总数的71%；其次是含“岭”字地名，共112个。再之后含“岩”“冈”“峰”的地名分别有45、39、23个，数量相对较多。水文类地名共556个。其中含“水”字的共241个，占水文类地名总数的43%，其次是含“溪”“江”“海”“湖”字的地名分别为77、68、46、22个，也相对较多。

上述统计显示了明代广东多山、多水的自然地理特点。一方面，广东山地面积占全境面积的五分之三以上，山脉类地名中含“山”“岭”字地名的数量断层式领先，此外，其中的“岩”“冈”“峰”等地名通名也描述了该地区山地类型复杂多样，山地内部结构复杂等特点；另一方面，广东水资源丰富，水网密布，水文类地名中大量含“水”“溪”“江”“海”“湖”等，体现了广东不仅地处沿海，而且河流密集的特点。此外，自然景观类地名中出现的“海”“港”“洋”“屿”等字，体现了广东作为沿海地区地貌类型多样，是我国重要的贸易枢纽与海防关节。

3.2文化景观类地名

明代广东文化景观类地名共计979个，军事类地名最多，共586个，约占文化景观类地名的60%，是抵御海上威胁与控制边疆的军事要冲。其中，含“营”字的军事类地名高达212个，含“隘”字的次之，共122个，含“镇”“堡”“砦”的分别有73、43、29个，这体现了广东军事防御系统的发达。

现今广东是56个民族齐全的省份，历史时期也具有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因此地名也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方言特征。据统计，《纪要》所载明代广东民族性、方言地名约174个，其中含“罗”字的地名最多，共23个；其次是含“那”字地名，共18个。此外，含“澳”“武”的地名分别为17、12个。

废旧地名相对较多，共169个，其中“废县”占比最大，共140个，约占总数的83%，其次是“故城”共12个，“废州”“旧县”“废监”“古城”“废城”“故县”“旧城”皆在1~10个间。这体现了广东城址迁移频繁的特点。

工程类建筑占比较多，共116个。其中，绝大部分地名含“驿”字，共111个，“驿”地名作为古代交通与行政体系的产物，既是古代陆路交通的重要节点，也是国家治理与军事行动的重要枢纽，是明广东的重要工程建设。广东经济发达，因此交通系统也十分发达。

经济类地名共71个，其中含“寨”字的最多，有32个，多是傜寨，即少数民族聚居处，这体现了广东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含“埠”字的次之，有9个。这反映了广东少数民族聚居的特征，以及与河流相关的交通比较发达的特征。

其他地名总量少，虽然也有各种重要含义，但不在本文关注范围，故不再讨论。

4 明代广东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4.1明代广东的自然景观类地名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自然景观类地名共1535个，由图2可知，明代广东的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在广州府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支流附近以及肇庆府中部粤西山地与平原交界处，广东北部的潮州府东南沿海区域也有较多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双核特征。

4.1.1山脉类地名山脉类地名共979个，由图3可见，山脉类地名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广州府中部珠江三角洲、肇庆府和潮州府东南沿海地区（韩江三角洲）。

对比图3与图1，发现广东山脉类地名的分布与山脉的分布特征有较大差异。根据图1，明代广东山脉较多的地区主要有粤北山地、粤东山地丘陵、粤西山地台地及珠江三角洲4大地形区。其中，粤北有含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九连山脉等支脉的南岭山脉，是广东山脉最集中的区域，但山脉类地名集中程度并不高；粤中、粤东有罗浮山、青云山、天露山、莲花山脉等；粤西有含大云雾山、大田顶等的云雾山脉，各种山脉纵横交贯其间，其山脉地名也并不集中。与之相反，山脉类地名最集中的区域为肇庆府与广州府所在的珠江三角洲这样地势相对平缓、人口密集的区域。这反映了山脉类地名与人的经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反映自然界山脉分布的真实情况。

4.1.2水文类地名水文类地名共556个，图4显示，水文类地名几乎覆盖了整个明代广东省，符合广东水资源丰富，水体多而相对较散的特点。

整体来看，水文类地名在广东中部珠江三角洲流域、肇庆府沿河地带以及潮州府东南部沿海地区分布最为密集，这些地区多为地势平缓的平原。如前文所述，广东省位于低纬度地区，气候以高温多雨为主，东南季风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河流众多，河流中下游常常泛滥，至平原地区流速减缓后发生沉积，形成颗粒细腻、湿润肥沃、矿物质丰富的冲积土，这些河流又为土壤持续提供水资源与养分，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形成了稳定的粮食供应。因此，对于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明代，人们更愿意在河流附近形成聚落；反之，人口密集的区域，地名也较为密集。因此，本文认为，广州府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潮州府东南沿海以及琼州府北侧相对密集都是基于以上原因。对比图1的河流分布情况，图4中核密度显示的水文地名的分布，除珠三角外，其他区域两图并不重合。这反映了人口密集的区域，水文地名也较为密集的特点。

图4所显示的自然景观地名总体分布特征，均集中在肇庆府鄂西山地与三角洲交界处、广州府珠江三角洲，呈现出明显的双核结构特征。此外，潮州府鄂东山地与平原交界处及沿海地区也有较多的分布。明代广东自然景观类地名要多于人文景观类，而自然景观类中主要就是山脉类和水文类地名。这2类地名的分布特征，反映了基于人类活动的地理观察，自然地名密集的区域，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区域，这些山脉和水系在人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地名分布也密集。

4.2明代广东的文化景观类地名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文化景观类地名共979个，它是人类进行群体活动、经济开发、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图5可见，明代广东的文化景观类地名基本集中在肇庆府粤西山地与珠江三角洲的过渡带以及广州府珠江流域。韶州府和南雄府的粤北地区、潮州府东南沿海韩江三角洲也有相当数量的文化景观类地名。广东文化景观类地名的分布，也呈现出以肇庆、广州二府为核心的双核特征。

4.2.1军事类地名明代广东军事类地名共有586个。由图6可见，明代广东军事类地名大多分布在广州府珠江三角洲、肇庆府。这一分布特征与明代广东的自然景观地名分布相似，均呈现除双核特征。

首先，明中叶以后，北方蒙古部落与东南沿海倭寇的双重威胁构成了明朝严峻的边防危机，但广东位于东南沿海，防御北方的压力较小，主要问题在于防范东南沿海日益猖獗的倭寇侵扰。广州与肇庆是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区域，当然是重点保护的区域。因此，明廷在继承前朝卫所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性实施“分区而治”的海防体系改革，结合珠江口辐射效应，将东起潮州、西至钦州的绵长海岸线划分为东、中、西三路。这三路的划分在《纪要》中大致为，“嘉靖中，倭寇闽、浙，滋漫亦及于广东，议者谓广东海防当分三路。三路者，左为惠、潮，右为高、雷、廉，而广州为中”。根据《明实录》及《广东通志》等史料记载，倭寇入粤主要依托三条传统航道：第一条为中路珠江口航道，该路线以珠江口为核心通道，自福建漳州外海启程后，经南澎列岛进入粤东海域，而后折向西南穿越粤中沿海，主要经过屯门澳、佛堂门、冷水角、老万山群岛、虎头门、濠镜澳等关键节点，尤其是濠镜澳，《筹海图编》亦强调“寇自虎头门入犯，必泊濠镜澳”，可见广州府尤其是府境内珠江流域军事地位尤重；第二条为西路崖门航道，此路线沿粤西海岸线南下，主要经过大小横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龙山等地；第三条为东路碣石航道，该路线沿粤东海岸南下，主要航经崖门、寨门、下川岛、纲州等地。明朝为应对这些入侵路线，在嘉靖年间设置海防体系，形成以东莞所、大鹏所为核心的中路防线，在珠江口设置南头水寨，以广海卫为核心的西路防线，组建新会水师营，以碣石卫、神电卫为核心的东路防线。因此，据图所示，广州府珠江三角洲以及东南沿海军事类地名密集或许便是因此。

其次，图中还显示肇庆府亦是军事地名密集区，但在《读史方舆纪要》关于广东分三路防御的记载中却并未提及肇庆府，《筹海图编》中也忽略或是错标了肇庆府图，可见明代或许并不重视肇庆府的海防。事实也确实如此，明代广东倭寇侵扰呈现明显区域差异。其中，惠州、潮州所在的粤东沿海最为频繁，达21次；粤西高州、雷州、廉州、琼州四府累计发生5次；珠江口区域的广州府单独记录4次。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粤西总次数多于广州府，但由于中路仅包含广州一府，其单位面积受侵扰强度实际高于粤西，而位于广东西部枢纽的肇庆府在整个明代竟保持零倭患记录。但肇庆府的军事类地名却很密集，本文认为这应当是因为肇庆府瑶患等少数民族叛乱频发。据《广东通志》记载，明代广东作为瑶民主要聚居地的瑶山、瑶村共有681座，肇庆府有瑶山449座，占全省约66%；广州府有瑶山154座，高州府猺山46座，韶州府6座，廉州府灵山县瑶村26座。作为广东主要瑶区的肇庆府，由于官员贪腐、吏治腐败等原因，自明代尤其是中叶以来便常常发生瑶民反抗官府以及瑶贼、流贼、浪贼等作乱的叛乱事件。因此，为了对瑶区进行更好的治理，官府除了采取剿抚并用等政策外，还一方面修筑城池以保障军民，并将其作为据点，渗透瑶区，且修筑大量营堡以进行军事巡查；另一方面派遣俍兵长官率领戍守瑶山，设立瑶兵瑶寨。这也是肇庆府在明代海防中地位不高，却依旧聚集大量军事类地名的重要原因。

最后，南岭山脉附近、潮州府等地存在一定数量的军事地名，本文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嘉靖年间山区严峻的寇乱形势，加上南岭山脉作为中原与岭南间的天然屏障，同时拥有梅关古道、骑田岭道、萌渚岭道等重要通道，地理位置重要，需要屯驻重兵；另一方面，随着以六大水寨为主体的海防体系的构建，潮州府海防形成以柘林水寨为主体，沿海卫所为补充的格局，也存在部分为防止倭寇而设的军事要地。

4.2.2民族性方言地名民族性方言地名是广东最具特色的地名，《纪要》中所载明代广东民族性、方言地名约174个，其中含“罗”“那”字的地名较多，占了总数近四分之一。如图7所示。纵观广东民族性地名的整体分布，其在广州府珠江三角洲地区分布最多，其次是肇庆府沿海地区及珠江流域。

明代广东的民族性地名大致可以分为3层：古越语地名层，地方方言地名层，全国通用语地名层。古越语地名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及粤西丘陵地带，形成文化底层；方言地名围绕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区域呈放射状扩散；全国通用语地名则主要在粤北、粤东山区分布。这种空间格局既是地理环境制约的结果，更是明代中央政权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历史见证。

底层的古越语地名层多为具有齐头式结构的壮侗语族地名，使用较多的含“那某”“罗某”“峒”“涌”“禄”“思”等字，在全省皆有分布，自东向西逐渐增加，在西江地区分布最多。“那”“罗”多表 “田”义，如“那扶”“罗定”等，“那”地名主要分布在从广东西南沿海，“罗”地名主要在广东东部以西，它们往往与古越族稻作文化密切相关。而“峒”字地名，在现代地名中多演变为“洞”或“垌”，主要指山间盆地，实指山间面积广泛的平坦耕地，演化为聚落通名后，相当于汉语中的“村”。含“涌”字的地名也较为典型，它指小的河流岔道与水道，多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因珠江三角洲的倒置与复合类型，其分布总趋势基本呈自北向南逐渐递减。“思”也有“溪”意，此类地名多在西江附近，由人在溪边组成聚落或市井而成。

位于中间层的是地方方言地名层。明代广东方言体系已趋成熟，粤语文化区、客家文化区、福佬文化区3大方言区的地名呈现显著差异。粤语区常见“涌”“滘”“沥”等地名通名，如“黄埔涌”“潭滘”，多与“水”为主，与广东人“以水为财”的理念相符，其分布反映了珠三角河网密布的地理特征，主要集中在粤中、粤西、粤西南，虽然广东作为不同方言区汇合之地，粤语区常见“坑”“沥”“滘”等用于水文类地名，但由于历史上中原移民经南岭南下定居，多习惯以“溪”“潭”等北方水文命名传统命名；客家话区多“坑”“嶂”“圳”等字，如“梅坑”“五指嶂”等，体现山地农耕文化特色，其主要原因还是因战乱等被迫迁移至岭南的中原汉人即客家人多聚集在交通不便与人烟稀少的山区，主要集中在粤东北与粤北；闽南话区则多见“埭”“埔”等通名，意指津渡码头，凸显其沿海平原的开发历史，主要集中在粤东。这3种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北方汉人迁移岭南的路线有所不同，分东、中、西三路，东路通过吴越、闽越沿海到达粤东潮汕等地，形成福佬文化区；中路通过江淮、赣南到达粤东梅州等地；西路沿大庾岭至北江到达珠江三角洲等地。不同的路线将广东分成了3大方言区。

全国通用语地名层则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岭南的深度渗透。明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后，大量汉式地名在粤北、粤东山区涌现，这些地名多采用吉语加通名的构词模式，反映儒家文化价值观。此外，这类地名在珠江三角洲还与古越语地名形成双语叠加现象，如南海县“九江”（古越语地名）与“儒林乡”（汉式地名）的并存，展现出了多元文化的交融轨迹。

从总体上看，广东民族性、方言地名密集分布在广州、肇庆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古代的聚落多倾向于驻扎在自然条件好、适宜农耕之地。因此，分布最多的珠江三角洲以其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资源、便于出行的地理位置以及亚热带区域物产丰富的优势条件，吸引了古百越人以及后来的汉族、瑶族、福佬等各族人民。其次，是迁移路线影响了空间分布格局。最典型的就是粤北及沿海地区。例如，粤北，便是由于北方战乱、侨置州县等因素影响，北人南迁过程中常选择途径大庾岭的梅关，或是停留、聚集此处，或是顺着北江再南下前往珠江流域，这也是粤北多客家人以及珠江三角洲人口密集的重要原因。沿海地区则凭借相对便利的交通，外来人通过海路或是停留聚集在沿海地区，或是沿着珠江流域前往土壤较为肥沃、更宜居之地。这些迁移而来的民族与本土人相互融合，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政治的需要等，共同组成了例如“罗峒营”“禄步镇”“那楼营”等兼具守土性与混合性的地名。

民族性地名在肇庆府密集分布的原因。一方面，与上文广州府的相似，该密集区沿海沿江便于商业活动、水运与渔业；另一方面，因战乱等因素的外来移民以及当地瑶民等少数民族，亦多聚集于肇庆府山地过渡带，其地形复杂、相对封闭，既能够面对外部威胁时快速隐蔽与防御，又能够获取丰富的森林资源并开发特色农业。因此，肇庆府内民族性地名密集。

民族性地名在粤西地区分布较为分散，一方面是因为明代广东的自然环境因素影响。明代广东粤西地区交通不便，相对封闭。以雷州半岛为例，虽具沿海区位优势，但其三面环海的半岛形态在古代陆路交通受限时期实则形成天然屏障，这种半封闭的地理格局客观上为粤西地区分布较广的民族性、方言地名创造了条件，使得族群文化基因与方言地名系统得以在较少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中持续发展。此外，粤西地区的地貌构成亦是重要因素，区域内云雾山脉等与丘陵、台地交织，形成多层次地貌单元。这种复杂的地形客观上加大了跨区域交流的难度，使得该地区文化特征得以长期存续。可以说，山川分割的地形条件、群山阻隔与内地的联系以及南部沿海的封闭的地形，让该地区地名有很强的守土性。另一方面，这种分布不仅受移民与民族融合的影响，更受制于广东地区早期开发程度差异。正如前文，粤西地区相对不易种植、生活的地貌使得移民者多聚集在珠江三角洲、肇庆府沿海、韩江三角洲地区，粤西以土著人生活为主，相对晚的受移民等因素影响。因此，《纪要》所载的明代广东民族性、方言地名多集中在广州府珠江三角洲、肇庆府沿海及珠江流域，粤西地区也有分布。

4.2.3废旧类地名废旧地名共169个。如图8所示。这一类基本聚集在广州府珠江口以及肇庆府，此类地名中以“废县”为主，共140个。这种地名除了集中于广州府、肇庆府之外，罗定州与高州府的分布也较为密集。废旧地名密集之处虽然较多，但仍是以广州与肇庆最为密集。

究其分布原因，首先，广州府珠江口附近“废县”较多。从其沿海的地理位置来看，主要原因可能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沿海县常受台风、洪水侵袭，灾害损毁后被迫迁移或合并；另一方面，自海上而来的倭寇侵扰频繁，明政府因而调整沿海行政区划以加强防御。此外，广州府作为明代广东较为发达的经济、政治中心，也可能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得一些县因为与其他地区的合并、功能的调整、政治地位的下降等而被废。

其次，废旧地名亦多集中于肇庆府。肇庆府地理位置处明代广东要冲，自宋代端州升府而来，端州升府固然有端王“潜藩”这一特殊政治原因，但更是因为这一区域优越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带山控江，延袤数千里，据广州之上游，当贺、梧之津要”这一特殊政治军事地理条件，使得它能够代表岭南的政治核心地位。一方面，从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该地区自东汉以来就不断接纳南移的人口，到宋代因外来移民减少、该地区汉人少数民族化、当地少数民族不入户籍等因素，户数大幅增长趋势才有所放缓，但该地区的农耕经济与人户总量仍然占据优势地位。另外，西江流域发达的水运系统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使得肇庆成为区域性的经济交流中心之一。肇庆府这种人口较多、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情况起码延续到了明代。另一方面，从其政治军事地理条件来看，肇庆府历来属于西江流域军事、政治中心，扼守西江、北江，肇庆府北部为南岭山地，南部靠海，多海患；府内西江流域及其沿岸作为主要瑶区，瑶乱极其严重，且肇庆靠近广西，“为两粤之要膂，东西有事，此其必争之所也”，兼顾沿海防御与内陆维稳，因而肇庆府巡检废革迁移频繁。综合肇庆府经济、政治、军事条件，可以发现它堪称明代广东政治核心，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治所反复迁移，存在大量废旧地名。

最后，废旧地名在粤西、粤北地区也存在一定分布。本文认为，明代中后期含肇庆府在内的粤西地区、粤北战乱频繁是造成城址废弃、迁移的主要原因。由于瑶民、客民、疍民等族群与土著之间的冲突，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瑶乱、客贼、海盗事件等战乱频发，因而明政府需要废县设巡检司或改土归流强化对粤北、粤西瑶、壮等族群聚居区的控制。与此同时，明政府在粤西沿海地区和近海岛屿先后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垄断珠池，打击民众私采珍珠，地方传统与国家禁令之间的矛盾更加剧了地方社会动荡，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也对城池、县城等基础设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使得一些城池、县城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转，不得不被废弃。此外，粤西、粤北地区的经济相对落后，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商业发展也不活跃，因而容易出现废城、废县的情况。

4.2.4工程类地名明代广东工程类地名共116个，含“驿”字的就有111个，占了绝大多数，如图9所示。其主要分布在广州府东侧与惠州府交界处的珠江流域，琼州府西北沿海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带。

广东境内工程建设以水马驿为主，包括分布于梅关古道、大庾岭道等陆路干线的马驿，一般六十或八十里设置一处，要冲处往往一驿配马三十至八十匹不等，其余道路上二至二十匹不等；以及水驿，例如黄家山水驿等。承担着军事通信、物资转运、外交接待等多重职能，其所传文书包含括军务重事、诏旨制谕，是具有军事、交通用途的工程建设。在明代东南海防体系中，驿站作为第一层级的情报传递中枢，与沿海卫所形成情报收集、信息中转、指挥调度“三位一体”联动机制。这也是如图9中含“驿”字的工程类地名多分布在海防需求高的广州府珠江三角洲，惠州府、潮州府东南沿海区域以及琼州府沿海区域的重要原因。在高州府、雷州府相对集中的含“驿”字工程类地名大抵也是因此。

4.2.5经济类地名经济类地名共71个，含“寨”字地名最多。如图10所示，经济类地名密集处无疑是人口聚集、农业垦殖开发之地。其基本分布在广州府珠江三角洲、罗定州。另外，在潮州府韩江三角洲以及粤北东江流域附近皆有一定数量的经济类地名聚落聚集。

首先是广州府珠江三角洲区域，此处经济类地名密集，一方面归功于人口的集中且呈波浪式增加之势，仅这两处便占了全省约40%的人口，珠江三角洲自北宋以来就不断有中原人因战乱等因素影响而逃亡定居此处，同样，粤东南的韩江三角洲在宋末亦有大批福佬系居民自东部沿海流入。但值得注意的是，粤北、东江流域的客家山区同样有移民流入，加上本土人，可经济类地名却并不算多，很大程度是因为地形原因，垦殖不便，不利于农业发展，以至于明后期客家人特别是广东省的或者迁徙中经广东省的福建客家人源源西徙，涌入广西，并且还出现了“湖广填四川”运动、向海外移民的情况。可见，三角洲地区经济类地名密集在另一方面亦归功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三角洲的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让该地区的粮食产量富足，在该地区部分围田和沙田区还可以实现一年两熟连作制，适宜居住与农业生产。此外，既然粮食产量已能够解决基本的生存需求，明代广东三角洲的经济作物也发展起来，甘蔗、水果、花卉等皆有种植，尤其是蚕桑最为集中，形成商品性集中产区，加上当地密布的河道、纵横的珠江支流以及靠海的便利地理位置，当地商品经济发达。因此，三角洲地区经济类地名集中。

其次，罗定州、肇庆府内珠江支流附近、德庆州大江北岸与粤北东江流域附近有较密集的经济类地名，这类地名中以含“埠”字地名为主。观察前文地形地貌图以及自罗定州越过肇庆府至广州府延绵的热力图，可以发现这一区域与广东府境其它地区遭山地阻隔，所以本文推测该地区经济类地名密集主要归因于该地区人民多通过水路与广西进行贸易往来，并将商品通过珠江支流东运。而《广志绎》中也确有相关记载可以佐证，“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广东人性巧，善工商，故地称繁丽，广西坐食而已”。

最后，潮州府韩江三角洲亦有相对密集的经济类地名，其作为三角洲原因与广府内珠江三角洲相似，不多赘述。

4.2.6其它地名其他地名包括建筑类、动植物类、人物类以及无法归类的少数地名。如图11所示。建筑类地名较为分散，只有西北部的韶州、南雄二府稍集中，动植物地名最密集的是广州府。从总体分布来看，广州府共有8个各类地名，肇庆府7个，韶州府4个，仍以广州、肇庆二府为最。

结合图1可知，韶州、南雄二府的建筑类地名，集中于河谷地带，再结合具体地名进行分析，发现这些地名多在浈水附近，以“桥”的通名为主，可见作为粤西北经济较为活跃的地方，建筑类地名就比较集中。动植物地名集中于广州、肇庆等地的原因，如前文所述，珠江三角洲自然条件优越，因此花卉、水果等经济作物种植较多，商品经济发达。屈大钧指出，“南海在在膏腴，其地宜桑宜荔枝，顺德宜龙眼，新会宜蒲葵，东莞宜香宜甘蔗。连州、始兴宜茶子，阳春宜缩砂蔤，琼宜槟榔”。因此，在靠近水源的三角洲与肇庆府平原地区，这一类地名较多。另外2类地名并无空间上的明显聚集，故不再分析。

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本文运用GIS技术，以《读史方舆纪要》为数据来源，对明代广东地名的分布做了核密度分析，发现了广东地名分布的双核特征。明代广东地名主要聚集在广州府珠江三角洲以及肇庆府中部粤西山地与平原交界处这两大地名分布核心区。从不同类别的地名来看，广东的自然景观地名在整体数量上最多。其数量多与广东的山脉、河流多有关，但从其分布来看，自然景观类地名主要分布在广州、肇庆等相对平坦之处，而高山林立，河流纵横的其他地区反而较少，这主要是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不是自然景观的直接反映。文化景观地名的分布也呈现出广州与肇庆双核辉映的特征。这两府之地，既是经济发达区域，也是防范倭寇与少数民族叛乱的重点区域，因此分布密集。广东的民族性方言地名反映了广东以古越族为主的文化底色，其分布也以广州府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最，其次是肇庆府沿海地区以及府内珠江流域附近。这种地名因自然环境、移民、国家政策等因素，呈现出兼具守土性、混合性、复杂性的特点。广东废旧地名居第三位，反映了广东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复杂的社会变迁，其分布主要在肇庆府，其次在广州府。其他地名的分布也呈现出类似特征，因此明代广东地名，无论是自然景观地名还是文化景观地名，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广州与肇庆市是几乎所有类别地名分布的核心区，其地名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地理依存性规律。广州府珠江流域具有地形要素与水文特征复合命名的特点，反映了该地土壤肥沃、河网密布的地理特征，加之其位于亚热带，气候适宜，适宜农耕，人口集聚；而肇庆府中部丘陵平原过渡带的山脉类命名则直观反映地貌过渡带的典型特征，该地中部恰是广东“瑶乱”猖獗的军事重地；广州、肇庆又皆因珠江流域、西江流域等纵横交错的水系以及靠海的便利交通条件，成为广东经济中心；此外，二者还因“依山靠水”“两粤要膂”“东西有事”、多民族聚居的地理位置，成为广东政治、军事中心。从《纪要》地名选择与广东的实际情况来看，顾祖禹的记载还是比较客观的，是我们认识明代广东地名分布情况的重要参考。明代广东地名密集之处，是自然条件最优越之处，也是历代开发与人口聚集的结果，同时对明代人口分布等也有一定影响。广州与肇庆，是明代广东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分别排第一和第二位，从行政区划来说，广州府辖12县，肇庆府辖9县，数量位居第一和第二位。甚至从《纪要》文本的排列顺序也可见这种双核结构的影响：广州府排在第一位，肇庆府排在第二位。

5.2讨论

以往对历史地名的研究中，多以考证、分析为主。利用GIS技术对地名进行分布特征的研究，是近些年出现的新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现代地名研究。本文将GIS技术应用于历史地名的研究，以明代作为时间切面，制作了不同类型地名分布热力图，直观显示了明代广东地名分布特征。这一研究方法也可用于其他朝代、其他省份甚至其他空间（例如运河沿线、交通线沿线或城市内部）或分类地名（例如以人物命名的地名、废旧地名等）的时空特征分析，可以丰富地名研究的问题，发现不同时期地名所蕴含的更丰富的信息，从而通过某个区域内地名数量及其分布的变化观察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了解不同时期人地关系的演进。

此外，各省地名都有不同于其他省的特征。广东省除了独特的双核分布特征之外，其民族性、方言地名多达174个，而建筑类、动植物类、人物类地名数量极少，这反映了广东远离政治中心且开发较晚的特征。与明代其他省如北直隶做对比，这一特色相当鲜明。因此，如果对各省进行地名数量和分布分析，可以研究同一时间断面上不同类型地名的分布特征。

作者：刘龙雨，王奕楠

来源：《华南地理学报》2026年1月4日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江桐

校对：汪依婷

审订：杜佳玲

责编：杨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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