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不仅仅是隐匿于大山深处、由七户人家汇聚而成的小小村落，也不只是痛失父亲的悲戚哀伤，以及目睹母亲辛劳操持的酸楚无奈。在这诸多记忆的交织里，还有一份心底深处的殷切期盼，那便是儿时心心念念的“过年”。
忆往昔，儿时的春节，约莫从腊月初便缓缓拉开了帷幕。
俗语云：“腊七腊八，冻掉下巴”。遥想当年，儿时的冬天远比如今寒冷得多，腊八这一日，正是寒冬中最为凛冽的时刻，而那一碗“腊八粥”，仿佛是上苍特意为抵御这彻骨严寒而恩赐的温暖慰藉。当然，我所提及的（六十年代末）的“腊八粥”，与现今的大有迥异。
首先，其名称便别具一格，它叫做“窝瓜溜子”。制作这道粥品的材料，皆是冬日储存的老窝瓜、红薯、大黄米以及爬豆。将那色泽金黄的老窝瓜细细削去皮，耐心扒去瓤，再把瓜肉切成麻将块状；红薯亦去皮切成规整的块状，随后与爬豆、大黄米一同置于大铁锅中熬煮。随着蒸汽不断从锅盖边缘的缝隙袅袅升腾，用锅铲将熟透的窝瓜与红薯块在锅中缓缓碾碎，顷刻间，一锅粥逐渐变得粘稠起来。当锅中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时，一锅香甜可口的“窝瓜溜子”便已熬制完成。
尽管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腊八粥，它显得稍有些质朴无华，但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窝瓜溜子”，那股暖暖的甜意便会悄然驱散冬日的凛冽严寒。
喝完“窝瓜溜子”，紧接着便迎来了筹备过年的繁忙时节。
其中，第一件大事便是漏粉。粉条入口顺滑爽口，然而漏粉的过程却充满了曲折与艰辛。首先，需将用红薯加工而成的淀粉坨子仔细捣碎、过筛，而后晾晒成细腻的粉状。其次，还得寻觅技艺精湛的漏粉师傅。彼时，并非每个村庄都有专业的漏粉师傅，他们虽身怀绝技，却义务帮忙漏粉。
白天，他们在生产队的田间辛勤劳作，唯有到了夜晚，才是他们一展身手的时刻。虽说工作时间在晚上，但农家漏粉的时段大多集中在腊月临近过年的十几天内。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各家漏粉的量有限，仅够在过年期间自家食用一部分，再留一部分用以招待宾客；其二，腊月天气寒冷，能够使粉条迅速冻干。
与漏粉师傅商定好时间后，漏粉的人家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工作。劈砍木柴、搭建晾晒粉条的架子、制作粉杆、准备揣芡的大瓷盆。待掌灯时分，漏粉师傅便开始熟练地操作起来。熬制芡粉、反复揣揉，随着漏粉师傅手中的漏瓢在冒着热气腾腾蒸汽的大柴锅上方灵活游走，或宽或窄、或粗或细的生粉纷纷飘入锅中，瞬间，生粉被烫熟变成晶莹剔透的水粉，其身形也变得愈发玲珑剔透。紧接着，一杆杆水粉被整齐地挂在粉架上，只需经过一个冬日的冷暖交替，它们很快便会摇身一变，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除了漏粉，接下来还有制作豆腐、摊饹馇等诸多事宜。
在所有过年的准备工作中，最为劳累、最难熬的当属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这一天。
这一日，不仅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孩子们也纷纷协助大人四处奔走，每个人都累得疲惫不堪，同时还饿得饥肠辘辘。在我的家乡，小年这一天有着扫房和祭拜灶王爷的传统习俗。小时候，老家的房子没有顶棚，尤其是穿户地（过堂），由于长期烟熏火燎，清扫起来格外困难。孩子们的任务是搬运一些轻巧的小件物品，而大人们则负责高处的清扫工作。
清扫时，人们需头戴草帽（或用头巾裹住头部），手举绑着笤帚的长杆，小心翼翼地对每根椽檩逐一进行清扫。不时地，笤帚便会被屋顶上密密麻麻的蜘蛛网缠满……。
清扫工作结束后，需趁着夕阳尚未西沉，赶忙糊上新的窗户纸。
一番洗洗涮涮，时光已悄然至下午时分。清晨所食的那点稀粥，早已随着浃背的汗液消散殆尽。此刻，我们这些孩童，再也不愿任由大人随意差遣。
而大人们虽也尽显疲态，但依旧坚韧不拔地挺直腰杆，着手为灶王爷精心准备贡品。实际上，呈给灶王爷的贡品，不过是一碗插着几双筷子的粗粮米饭。在那苦难的岁月里，不仅百姓生活困苦，就连灶王爷似乎也难享丰饶。好在我们能沾灶王爷的光，在夜晚得以享用一顿粗粮米饭搭配白菜熬粉条的餐食。
最令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当属生产队宰杀年猪的时刻。
尽管有时每人仅能分得一斤多猪肉，但好歹能瞧见那点猪肉被大人们妥善保存在后院的缸中。待到除夕的前一天，煮肉锅中便会飘散出阵阵令人垂涎的肉香。
除夕，亦称作过年，这一令孩子们心潮澎湃的时刻，终于在翘首企盼中降临。
这一日，孩子们无需操持任何活儿计，可尽情与小伙伴们嬉戏玩耍。但我仍清晰地记得，无论玩得多么畅快淋漓，都不会远离家门，总会时不时回家瞧瞧。心中始终惦记着那点猪肉、那点炸货，哪怕只是从忙碌的母亲身旁匆匆走过，闻一闻那诱人的香味。
如今，母亲已离我而去，仿佛她一并带走了那份令我难以割舍、魂牵梦萦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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