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贵州人曾琼玉在广州开了一家贵州菜馆，二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老乡循着家乡的味道而来，品味乡愁。今年春节，曾琼玉没有回家，却让误了回家行程的一家三口，在除夕夜，尝到了团圆的味道。
除夕的傍晚，广州开发区的街道比平时安静了许多。
“老板，还有位子吗？”
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站着一家三口，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的样子。男人开口问话时，带着浓浓的贵州口音。
“有有有，快进来坐！”
饭店老板曾琼玉赶紧迎上去，将准备关上的门又敞开了。
这是从黔东南州凯里来广州打工的一家人，刚从火车站出来，没赶不上回老家的车，索性想在广州找个贵州馆子吃顿年夜饭。
男人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找了一圈，好多店都关门了。远远看到你们这还亮着灯，闻到那个酸汤味，我就知道是贵州馆子。”
男人的妻子吃过酸汤后，眼眶有些发红。
“这个味道……跟我妈做的一模一样。”她说，来广州三年了，第一次在除夕夜吃到家乡的酸汤，喝一口汤，整个人都暖了。
曾琼玉站在旁边看着，没说话，转身去后厨又端了一盘折耳根炒腊肉出来，说是送他们的。“过年了，能吃上就是缘分。”
男人站起来要敬她一杯酒：“老板，谢谢你。要不是你这店还开着，我们今天这顿年夜饭真不知道咋办。能在广州吃到这么正宗的贵州菜，太幸福了。”
那顿饭吃了很久。锅底都捞干净了，孩子还捧着碗喝了最后一口酸汤。
曾琼玉送他们到门口，看着一家三口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街上很安静，店里还飘着酸汤的香气。
男人临走时说：“以后我们就是熟客了，只要想吃家乡味，就来你这。”
这句话，二十多年来，无数个贵州老乡一遍又一遍对曾琼玉说起。
1998年，二十出头的曾琼玉从贵州黔东南州凯里来到广州打工。那时候最难受的不是水土不服，而是“想吃一口家乡菜，找遍全城都找不到”。
“那时候没有快递，没有物流，想吃什么只能等过年回家。”曾琼玉说，每年回去，妈妈都会炒一罐油辣椒，里面放点脆哨或者肉丁，让她带回广州。公司食堂饭菜不合口味时，她就拿出来拌饭。“有些人看了不理解，说你们贵州是不是没菜吃？”
这种话听得多了，心里就种下一个念头：有机会的话，开个贵州菜馆吧。不为别的，就想自己想吃的时候能吃到。
2003年，机会来了。曾琼玉所在的公司饭堂要转租，而她姐姐正好在家乡做得一手好菜，想出来找点事做。一个电话打回去，对姐姐说：“我这边没有贵州菜，要不你过来开？”
就这么简单，姐妹俩一拍即合。
小店开起来后，曾琼玉才发现，这口饭没那么容易吃。
“最大的问题是原材料。”她说，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快递，所有贵州特色食材都要自己想办法运。青岩豆腐、折耳根这些鲜货要走空运或者托长途大巴带过来，腊肉之类的干货就用最方便的方式弄过来。“铁路、大巴、邮局，我能想到的运输方式全试过。”
但比运输更难熬的，是孤独。
那时候贵州菜在广州几乎没有知名度，外地人吃贵州菜，多少带着点“试试看”的心态，谈不上认可。
但有一群人，让这家店有了坚持下去的意义。
“赵阿姨老家在安顺镇宁。”曾琼玉说，赵阿姨带来了一帮老一辈的贵州老乡。每次吃完饭，赵阿姨都会拍着她的肩膀说：“小曾，你一定要坚持，我们会尽可能来支持你。贵州菜在这边都没有，我们盼了那么多年，你要是不开了，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吃。”
就这样，越来越多贵州老乡在口口相传中，来到了曾琼玉的小店。
“还有一些年轻人，从白云区、从更远的地方，坐两个多小时公交转过来，就为了吃一顿家乡饭。他们说‘姐姐，我们到处找贵州菜都找不到，听说这里有，太高兴了’。”曾琼玉说，这些人主动亮出自己是贵州人的身份，眼睛里闪着光。
“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店已经不是我的了。它是那么多老乡想家的时候，能去的一个地方。”
慢慢地，周边的广州本地人，也开始喜欢上喝酸汤了。
“现在店里80%的客人都会点酸汤。有些人成了瘾，一锅喝完还要再加，一碗接一碗地喝。”曾琼玉说，他们开始理解酸汤是发酵工艺，对肠胃好，也开胃。
曾琼玉曾在广州市区开过大店，后来她把大店关了，只留下开发区这家小店。店不大，位置也偏，但熟客率达到了90%。
这些熟客当中，约三成是贵州老乡。他们会从广州各地区开车十几二十公里过来，是店里最忠实的粉丝。“他们带外地朋友来，是我们最好的宣传员。”
曾琼玉给店员立了个规矩：如果客人点折耳根，一定要主动问是不是贵州人或者是从重庆、四川、云南来的。如果是，要特别热情一点，就像对待家人一样。“人家特意来这个地方吃饭，有时候就是想找一种家的感觉。”
是的，这种感觉，让那些身处异乡的游子，在想家的时候，会推门进来。就像除夕夜拖着行李箱的一家三口，循着酸汤的味道，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团圆。
记者：张鸿杰
编辑：唐海鹰｜ 责编：林萌｜ 编审：熊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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