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5日，鲁南的夜黑得像锅底。
枪炮声稀啦下去，八路军鲁南军区第三团的战士们打着火把，在据点的废墟堆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
最后，手电筒的光柱定格在一具被打成了筛子的尸体上。
这人叫刘桂堂，但在江湖上，人们更习惯叫那个能止小儿夜啼的绰号——“刘黑七”。
消息传到山东军区司令部，罗荣桓把手里的烟掐灭，长出了一口气。
这不是双方头一回打交道。
过去三年，这个手握几千号人马、装备富得流油的“巨匪”，哪怕脸皮再厚，也连着三次给罗荣桓递橄榄枝，哭着喊着要“投诚”，想换身八路军的军装穿穿。
按说打仗这事儿，拼的就是人头和家伙事儿。
几千条枪送上门，换作别的当家人，就算不给他实权，先拉进队伍壮壮声势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可罗荣桓偏不。
一回，两回，三回。
最后这回，他回赠的不是委任状，是一颗送他归西的子弹。
大伙儿都不明白：那时候敌强我弱，正如饥似渴地缺人缺枪，罗荣桓咋就把送上门的肥肉往外扔？
其实，罗荣桓心里的算盘，拨得比谁都精。
咱先得掂量掂量，刘黑七到底算个啥成色。
要搁在军阀混战那会儿，他绝对是个香饽饽。
从1915年拉起杆子，最风光的时候手底下聚了三万多号人，横跨华北七个省乱窜。
但这块“肥肉”里头全是毒。
翻翻《山东通志》，光是1925年到1928年这三年，这帮人就烧了一千二百多个村子，二十多万条人命记在他们账上。
这就叫典型的“流寇”。
没底线，没信仰，谁给骨头就冲谁摇尾巴。
抗战枪声一响，他先跑去给日本人当“皇协军前进总司令”；转过背又接了国民党的纸片子，摇身一变成了新编第三十六师师长。
这么个反复无常的“混世魔王”，咋就在1940年突然转了性，想往八路军这儿凑？
这是双方头一次过招。
那会儿，罗荣桓刚接手山东的大盘子。
刘黑七派人送来拜帖，嘴上抹了蜜，满口都是“民族大义”、“联手抗日”。
罗荣桓没被这两句好听话忽悠瘸了。
他撒出侦察员去摸底，结果捞回来一条有意思的情报：刘黑七嘴上喊着要投八路，私底下跟日本人的电话线不仅没掐断，反而热乎着呢。
这账本瞬间就亮堂了：刘黑七这是想借八路军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
有了八路军的番号，他在面子上能抗日，堵住老百姓的嘴；私底下，照样拿日本人的枪，两头吃回扣，抢地盘。
真要收了他，八路军不但落不着一兵一卒的好处，还得替他背上“藏污纳垢”的黑锅，搞不好哪天睡觉还得睁只眼防着他在背后捅刀子。
于是，罗荣桓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他在会上拍了板：收编行啊，就三条。
第一，跟日伪断得干干净净；第二，队伍打散了接受八路军整编；第三，不许动老百姓一针一线。
这三条，条条都要了刘黑七的老命。
特别是第三条。
让刘黑七不抢老百姓？
那比让他喝西北风还难受。
不出所料，条件一摆上台面，刘黑七那点“爱国心”立马冻成冰渣子，头一回谈判直接谈崩。
到了1942年冬天，风向变了。
日军对沂蒙山区搞起了要命的大“扫荡”，铁桶一样的包围圈越缩越紧。
八路军日子苦，刘黑七的日子更苦——日本人觉得这条狗不听使唤，也想顺手把他宰了吃肉。
这档口，刘黑七又厚着脸皮递来了第二次“投诚信”。
这一回他腰弯得更低，甚至松口说愿意接受一部分改编。
这时候山东根据地正处在最要命的关口，多一个人多一份力。
要是这时候拉刘黑七一把，是不是反“扫荡”的压力就能轻点？
罗荣桓又拿起了算盘。
他看穿了，刘黑七这回是被打疼了，但他找八路军不是为了“找党”，而是为了“找防空洞”。
他是想拿八路军当挡箭牌吸引日军火力，等风头一过，照样当他的山大王。
罗荣桓给出的法子就四个字：边谈边打。
谈，是吊着他，别让他狗急跳墙彻底倒向日本人乱咬人；打，是让他清醒清醒，八路军不是你的避难所。
谈判桌上，八路军代表甩出一个硬邦邦的条件：想投诚？
行，先把日本人发给你的家伙事儿交出来，当投名状。
这招太毒了。
交了枪，他就彻底把日本人得罪死了，没了后路；不交，就说明他还是想脚踩两只船。
刘黑七哪舍得交啊。
得，假面具一撕，他又露出了吃人的獠牙。
眨眼到了1943年秋天。
这时候牌桌上的形势反转了。
八路军越打越壮，刘黑七连着挨揍，老本都快赔光了。
这是他第三回，也是这辈子最后一回请求“归顺”。
这回他赌咒发誓，把胸脯拍得震天响，说自己“真心悔过”，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信吗？
要是为了凑人头数的军阀，没准就信了。
毕竟是一股现成的武装，拉过来就能顶个缺。
可罗荣桓收到的情报说：刘黑七一边给八路军写情书，一边跟国民党顽固派眉来眼去，想把队伍拉过去，哪怕当个炮灰也要换口饭吃。
在山东军区党委会上，罗荣桓给刘黑七盖棺定论。
“刘黑七这三次‘投诚’，全是被逼得没招了。”
“对这种翻脸比翻书还快、满手血债的匪首，必须彻底消灭，绝不能留尾巴。”
这后头藏着罗荣桓建军的一个死理儿：队伍纯不纯，比人多不多重要一万倍。
一锅粥里，要是倒进半锅老鼠屎，看着是满了，其实全毁了。
更要命的是，老百姓咋看？
八路军要是收了刘黑七，那就是告诉山东老少爷们：只要手里枪杆子够硬，杀人放火也是能被原谅的。
这个政治账，八路军赔不起。
所以，最后的拍板干脆利落：不谈了，打！
1943年11月，八路军发起总攻。
这个在华北横行霸道了28年的“混世魔王”，终于在鲁南那个漆黑的夜里，把自个儿作到了头。
回过头再咂摸这段历史，罗荣桓这三次摆手，其实是在做一道极其烧脑的“取舍题”。
在那个乱世，各路神仙都在疯狂抓壮丁、扩地盘。
日本人收伪军，国民党收游杂，只要是个人、肩膀上扛个会响的家伙，几乎是来者不拒。
这种“有奶便是娘”的粗放式扩张，看着胖得快，其实全是虚胖，埋下了巨大的雷。
那些投降过来的伪军、土匪，打顺风仗那是跟着起哄架秧子，一旦碰上硬骨头，立马作鸟兽散，甚至调转枪口咬你一口。
罗荣桓反其道而行之。
他玩的是“区别对待”：对被裹挟的小喽啰，只要放下枪，宽大处理，发路费回家或者留下来改造；但对刘黑七这种不仅手上有血债，而且毫无政治底线的匪首，就是一个字：杀。
这种法子看着“死板”，其实效率最高。
到了1944年，随着刘黑七完蛋，山东根据地的土匪窝基本被掏干净了。
老百姓一看八路军是真剿匪、真护犊子，那支持劲头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笔账，罗荣桓看得远。
他用事实告诉后来人：在创业刚起步的时候，拒绝诱惑比抓住机会更难，也更要命。
有些“资源”，如果它的底色是黑的，哪怕白送给你，也是一颗会炸毁整个地基的地雷。
信息来源：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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