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早晨，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
我缩在棉被里，闻着母亲从厨房里飘来的腊肉香，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喊我："起来，今天走你三姑家。"
我不想动。被窝是热的，外头是冷的，三姑家在镇子那头，要走将近四十分钟的土路。我把头埋进被子，含糊地应付："爸，那么远，不去了吧。"
父亲没有发火。他站在我床边，拍了拍我的脑袋，只说了一句话："该走的亲戚，再远也得走。"
那年我七岁。我不懂这句话。
我只知道，那天他硬把我从被窝里薅出来，给我套上棉袄，父子俩顶着寒风，踩着结了薄冰的土路，走了四十分钟，去给三姑拜年。三姑把一把花生糖塞进我兜里，眼角都笑弯了，说："幺儿来了，幺儿来了。"---
后来我慢慢懂得，父亲走亲戚，是认真的。
正月初二走外婆家，初三走大舅，初四走姑妈，初五走表叔……他有一张装在脑子里的地图，哪家今年有喜事，哪家老人身体不好，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每次出门前，他会把带去的东西摆在桌上检查一遍——两斤红糖，一条猪肉，或者几包点心——手掌摩挲过那些东西的时候，神情郑重，像在完成一件重要的事。
我跟着他走了多少年，数不清楚了。走过下雪的腊月，走过桃花开的清明，走过蝉鸣聒噪的暑假，也走过落叶铺地的秋天。
亲戚们见到父亲，都是那种由衷的欢喜。不是客套，是真的高兴。大表伯会把他最好的茶叶拿出来，二舅妈会当场去厨房加菜，连平时话少的堂叔，都会坐下来跟他说很久的话。
我那时候只当是大人的世界，没太放在心上。
真正脱离那个世界，是从我考上大学开始的。
毕业之后留在城里，工作，结婚，买房，生子。日子像陀螺，被什么东西抽着转，停不下来。每年回家的时间越来越短，走亲戚这件事，慢慢变成了一个程序——该打的电话打一个，该发的红包发过去，至于登门，能免则免。
路太远，假期太短，孩子太小，工作太忙。我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
有一年，大表伯生病住院，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我说"知道了"，挂了电话，然后继续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报表。我当时正在冲一个年终业绩，脑子里全是数字，那个电话像一粒石子扔进水里，涟漪散了，什么都没留下。
大表伯出院之后，我也没去看他。
后来我才知道，那次他在医院住了将近三周，父亲每隔两天就去探一次，来回四十多公里的路，坐公共汽车，换一次车。每次去都带些吃的，坐在病床边陪他说话，说到大表伯睡着了，他才悄悄起身离开。
父亲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提过这件事。是母亲说漏了嘴，我才知道。
那一刻，我坐在沙发上，忽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羞愧。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在心口猛烈燃烧的愧疚，而是一种沉的、钝的、慢慢往下坠的感觉，像胃里压了一块石头。
我在追什么呢？那一年的业绩，最终超没超标，我现在连数字都记不清楚了。
真正让我开始改变的，是父亲书桌抽屉里的那个小本子。
他去世前两年，眼睛不太好，但那个本子他一直在记。我整理遗物的时候翻到它，牛皮纸的封面，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里头是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记的是亲戚们的地址、电话，谁家几口人，孩子叫什么名字，老人多大年纪。
有些信息已经过时了。电话号码换了，地址搬了，有几个名字旁边，他用括号标注了"已故"两个字，字迹比旁边的字更用力，像是在郑重地做一个交代。
我翻到最后几页，是他近几年新添的内容。字比以前大了，有些地方写歪了，能看出来手在抖。但每一个名字都还在，一个都没删掉。
我把那个本子捧了很久。
后来我没有舍得把它留在老房子，带回了城里，放在自己书桌的抽屉里。每次走亲戚之前，我会拿出来翻一翻——不是为了查什么，就是翻一翻，看看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看看父亲留下的那些歪歪扭扭的字。
那个本子里，装着他的整个世界。
我走亲戚，已经走了二十九年了。
从跟在父亲身后走，到自己领着儿子走。路换了，从当年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有时候开车，有时候坐高铁，有时候飞机。但那个开头总是一样的——提着东西，登门，敲响那扇门，然后看见里头的人听见敲门声，脸上浮现出的那种由衷的高兴。
上个月去看大表伯，他已经八十一岁了，耳朵有些背，我说话要凑近了说。他拉着我的手，问我儿子读几年级了，问我工作还顺不顺。他记得我小时候的名字，记得我父亲最爱喝的那种茉莉花茶。
临走的时候，他把我送到门口，站在那里，目送我走远。
我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还站在那里，没有转身。
我想起父亲，想起那个腊月二十八的早晨，想起他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时说的那句话。
该走的亲戚，再远也得走
我那时以为，这是一句关于距离的话。走了二十九年，我才明白，这是一句关于心的话。
走亲戚走的不是路，走的是记挂；走亲戚走的不是礼，走的是情分。那些我们亲手走出来的路，才是真正把人和人连在一起的线。断了太久，线就凉了；线凉了太久，人就散了。
父亲用一辈子走出来的那张网，我曾经险些亲手剪断它。
还好，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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