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红地毯上接受考试
军事学院不但课程重，考试也多。除了平时上课提问、测验以外，每一门主课学完以后都要进行考试。考试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之分，还有各种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分，毕业考试属于国家级考试。考试方法有笔试(闭卷)和口试两种方式，口试采取抽签答题的办法。毕业考试(即国家考试)极其隆重，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以上的陪考官主持，还要有监考官在场。监考有一二十人之多，除刘帅外，学院的主要领导都到场。每个班要进行9天，人们把这种方式称为“三堂会审”。1954年3月，基本系等第一期学员举行毕业考试时，从上到下尤其重视，中央军委组织了以朱总司令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的国家考试委员会，由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原十师(我的老部队)作战科科长刘瑞福同志正巧是这期学员，而且考试成绩优异，光荣地被评为优等生，留院任教。1957年夏天，轮到我们“三堂会审”了。
通过4年的学习，遵照刘伯承元帅“学而致用”的教诲，我己摸索出一套适宜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
在复习口试题提纲的时候，有一道关于强击机战术的试题，完整答案共有39条，在教材上占了10几页篇幅。同学们都议论说:“谁抽到谁倒霉!”我是凡事不抱侥幸心理，对于这道题，我感到很难，于是下了狠功夫，作足两手准备，一是按苏联教官的"死”要求，抱着书本背，背了八九不离十;二是照刘帅“活”的告诫，认真理解条文的意思，归纳成3大类，作了充分准备。我的想法是:抽签时最好不要抽到它，但是万一抽到它，我也有准备!
"国家考试”，真是名副其实!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帅的顾问(首席顾问)，军事学院副院长、副政委、教育长、部长等10几个人。这时南京已很炎热了，但人人着装整齐，给人的感觉是既神圣庄严，又有些紧张不安。
考试时，每次点名叫进去两个人，第一个人先抽签，准备20分钟，走上应考席，立正、敬礼后，开始答题，第二个人抽签、准备。等第一个考完出去，第二个开始答题的时候，再叫进来两个，就这样流水不断。
真是又巧又不巧，到我抽签时，几十道题，我偏偏抽了大家说“要倒霉”的那道!我立即坐到旁边稳定心绪，按部就班，又认真准备了一番。在主考官点名叫我后，不慌不忙地踏着红地毯，走到应考席上。当主考官一字一顿地念了考题.宣布“现在请你回答”时，我说:“这道题有两种答法，一种是按教材上39条条文背诵;另一种是照我个人理解，归纳为3个方面的重点。请问我用哪一种?”主考官说:“当然按教材的条文回答!”我刚准备背诵，被监考的院长顾问抬手制止了，他问翻译:“他说的什么?”翻译向他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以后，对我说:“少将同志，顾问请你把刚才提出的要求再重复一F。”我又重复了一遍。翻译和顾问对话后，传达指示道:“请按你理解的内容解答!”这一来，主考官显得有些尴尬，不说话了。按理解的内容答，这道题就不难了。我侃侃而谈，通顺流畅地阐述了大概四五分钟(翻译同时向顾问译成俄语)，还没有答完，这位苏联中将首席顾问突然举起右臂，兴奋地高声喊道:"吧济，哈啦绍!哈啦绍!”(俄语，意为5分，好!好!)主考官宣布:“口试结束，5分!”
我按捺住心中的兴奋，敬一了军礼，正要退出考场，院长顾问走下来，满脸笑容和我拥抱、亲吻，又和我握手，表示祝贺。这种方式的考试，每人要经过几次。其余几次，难度就小了。有些学员对这种场面不习惯，心情紧张加上天气炎热，汗流浃背，结结巴巴，把记熟的题也答得丢三拉四，成绩受了影响。
辛勤换来硕果。我的毕业考试成绩，除了联共党史得了一个4分外，其他课程都得了5分。学院规定，全5分获得者，评为“优等生”。我们班只有吴特同志一人是全5分，当了优等生。军事学院的4年学习，使我受到了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深刻理解了涉及航空兵的各种技术问题，亲身体会了军队正规化的要求，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有极大裨益。
这4年，我多次亲聆刘帅的教诲。他坚定的党性原则，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严治军、治院的精神，他的崇高品德、伟人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受益。
帮助鲁玉昆同志恢复飞行
1956年暑期，我被安排到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
有一天在疗养院的医务所检查身体时，突然遇到我过去的警卫班长鲁玉昆。他高兴地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师长，分别六七年了，真想念你啊!”我问他是否也在这儿疗养。因为，我离开陆军后，听说他也调到空军，当了飞行员。这一问，他伤心了，对我说，他所在的部队说他是“叛徒”，把他停飞了，在这儿休息。
他的情况我了解。他原来是中原军区五师的战士。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部队在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同志率领下突围。鲁玉昆在突围战斗中，因病掉队被敌军俘虏，被强迫在国民党部队当了兵。1947年春，我带领先遣部队收复被敌人侵占的关中地区时，在小园子战斗中，把包括鲁玉昆在内的一些被俘战士救了回来。鲁工昆为人忠厚、老实，作战勇敢，后来到警卫班当班长，跟了我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又下去当了连长。他在国民党部队只当了几个月兵，我认为不算什么大问题，更不是什么“叛徒”，停飞是不恰当的。他央求我给他证明一下，我同意了。
这时正好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空军副政委王辉球等同志和我在一起疗养。我就领着鲁玉昆向他们汇报。我对他们说，鲁玉昆是空九师的飞行员，说他是“叛徒”，停飞了。我又向他们简单介绍了鲁的历史情况，说我了解他，在我的部队里当我的警卫班长，忠诚、老实、勇敢，是可以信任的。这样一个同志被停飞，不仅是浪费，而且会冤枉他背一辈子黑锅。他们听我讲述后，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于是鲁玉昆就恢复了飞行。这个同志飞行技术好，组织能力、领导能力都很强，后来当过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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