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元旦，北平八道湾十一号，一声枪响打破了新年的宁静。一位不速之客朝周作人扣动了扳机。
子弹打中了毛衣的扣子，周作人应声倒地，却没死成。
这一枪没要了他的命，却要了他的后半生。
周作人是谁？他是鲁迅的二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那个写下《人的文学》、倡导人道主义的启蒙者。他精通日文、希腊文、英文，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是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知识分子之一。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抗战期间留在了北平，后来出任伪职，成了世人唾骂的汉奸。
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走？
当时北平沦陷，大批知识分子南下。胡适写信劝他走，郭沫若甚至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愿意用一百个人换他一个。十八位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希望他“幡然悔悟，急速离平”。
周作人没走。
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是：家累太重。
他的家庭确实复杂：自己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带着孩子；弟弟的弃妻也住在他家，带着三个孩子；老母亲和鲁迅的前妻虽不住一起，也需要他照看。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他说走不了。
可这真是全部原因吗？
郑振铎说得直接：他是舍不得八道湾那舒适异常的起居。确实，在战乱中南下，意味着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对一个追求“闲适生活”的文人来说，那太苦了。
周作人那时候写文章，不谈国事，只谈茶食、野菜。他说“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他把个体生命的价值放在首位，其他的，都往后排。
1938年，他出席了一个日本军方背景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武汉文化界通电声讨他是“国民败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也通电谴责。有人说他“照片赫然，言论俱在”，叛国已成事实。
可那时他还没正式出任伪职。
那为什么后来还是下水了？
元旦那声枪响，是关键转折。
刺客是谁派的？有人说是抗日分子，周作人自己坚称是日本人干的。不管真相如何，这件事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此后日方派人常驻他家“保护”，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不久，他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职。
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后来他越陷越深，从馆长到文学院长，再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他参拜靖国神社，慰问日本伤兵，随汪精卫拜见溥仪，甚至穿上日本军服检阅青少年团。
一个写“人的文学”的人，穿上了侵略者的军装。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周作人后来为自己辩解，说他在伪职期间“维护教育，抵抗奴化”，说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章中暗藏抵制“大东亚共荣圈”的深意，说日本人把他当作“反动老作家”要扫荡他，证明他并不是真心附敌。
可事实是，他在那些文章里把中国儒家思想往“共存共荣”上靠，把日本侵略战争说成“出于儒家‘己饥己溺’的精神”。他确实保护了北大图书，但也在公开场合大谈“协力大东亚战争”。
他太聪明了，聪明到能为自己找到无数理由。他说“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意思是与其为虚名而死，不如做点实际的事。他说自己“忍辱负重”，在沦陷区维持教育、培养人才，比那些一死了之的人更有价值。
这话听着耳熟吧？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也是这套逻辑。
可问题是，什么是“实际的事”？在一个亡国的框架里做点“好事”，到底是为谁服务？那些被他“保护”下来的图书，最终会被谁利用？那些被他“维持”的教育，在推行谁的课程？
周作人似乎从来没想明白这些。或者说，他刻意不去想。
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捕。审判时，沈兼士、俞平伯等十几位名人为他求情，说他“维护文教、消极抵抗”，说他“保管图书很周到”。法院最终判他十年徒刑。
他仍不服，上诉说“声请人六十三岁之风烛残年，被减处徒刑十四年，仍似与无期徒刑无异”。
1949年出狱后，他回到北京，在人民出版社做翻译，研究鲁迅。他写了《鲁迅的故乡》，译了《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他还在写文章，还在为自己辩解，直到1968年去世。
周作人一辈子都在给自己找理由。
他说自己“不说话”，却写了那么多文章。他说自己“不辩解”，却辩解了一辈子。他说自己“忍过事堪喜”，用杜牧的诗句安慰自己。他说自己是“半是儒家半释家”，用佛家的“堪忍”来化解内心的不安。
可所有这些理由，都经不起推敲。
真正的问题是：当大是大非摆在面前，一个人会选择什么？
周作人选择了“苟全性命”。他太爱惜自己那点舒适的生活，太在意自己和家人的安危，以至于把民族大义、国家存亡都抛在脑后。他用“文化救国”来自欺欺人，用“道义事功化”来粉饰投降。
可他忘了一件事：苏武牧羊十九年，不吃匈奴的粮，不穿匈奴的衣，那才是真正的“忍辱负重”。文天祥从容赴死，留下“留取丹心照汗青”，那才叫“道义”。
周作人懂这些典故，却做不到。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却选择了错的。这才是最可悲的。
他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知道是非，却选择站在了是非的另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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