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是个很奇怪的时代。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朝廷里党争不断，文官要么忙着站队，要么忙着捞钱，要么忙着骂皇帝博取名声，朝堂像个戏台，人人都在表演，人人都有目的。
就在这样一团乱麻里，有一个人，始终站在角落，不吵不闹，不站队，不依附，不贪一分钱，不做一件亏心事。他叫吕坤。 提起明朝名臣，大家张口就是张居正、海瑞、于谦、王阳明，很少有人会第一个想到吕坤。可在真正读明史的人眼里，他是万历朝少有的、从头到脚都干净的士大夫。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改革，没有权倾朝野的势力，没有悲壮到载入教科书的死法。他有的，只是一辈子的清醒、克制、良知与底线。
吕坤是河南宁陵人，生于嘉靖十五年，万历二年进士。他的家庭很普通，不是豪门望族，没有祖辈当大官，没有靠山，没有背景。在那个非常看重门第、人脉、师门的明朝官场，他这种人，本来最容易被淹没。
但吕坤从一开始，就走了一条最笨、也最稳的路：只靠本事，只凭良心。 他中进士之后，被安排到地方做官，山西襄垣知县。
那是个穷地方，乱地方，赋税重，官司多，豪强横行，百姓日子很苦。
一般新官上任，要么先拜码头，要么先立威风，要么先捞点好处。吕坤不一样，他到任第一件事，是把县衙里所有多余的排场全部撤掉。
不摆仪仗，不搞欢迎，不吃宴请，不住装修好的官舍。他住最简陋的屋子，吃最简单的饭，出门不坐轿，常常一个人走到乡下。百姓一开始不信：哪有当官的这样？肯定是装样子。 可吕坤一装，就是一辈子。 在襄垣，他做的事很实在：清理积压多年的冤案，不偏袒豪强，不欺压百姓；整顿赋税，把地方官暗中加派的苛捐杂税一一废除；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让荒田重新种上粮食；兴办学校，教穷人子弟读书，不搞形式主义。
史书里记了一件小事：当地有豪强侵占民田，买通了前几任官员，百姓告状无门。吕坤接了状子，对方送来重金，被他直接扔出去。对方又找京城的关系写信施压，吕坤看都不看，直接按律法把田还给百姓。
在明朝，这种官太少见了。大家都在钻营，他在做事；大家都在捞钱，他在清账；大家都在站队，他站在百姓这边。 因为政绩实在太好，吕坤一路从知县、知府、按察使，一直做到刑部侍郎。
全程，无贿赂，无结党，无依附。 这在万历官场，近乎奇迹。
万历朝最可怕的，不是皇帝懒政，是党争。 东林党、齐党、楚党、浙党，互相攻击，互相拆台，朝廷大事不管，专门揪人小辫子。一个人能不能做官，不看能力，看你是哪一派的。
吕坤从始至终，不属于任何一派。 谁拉拢他，他都拒绝。谁想拉他骂对手，他都不理。谁想拉他一起攻击皇帝、博敢言之名，他更不参与。
在党争眼里，不站队，就是敌人。 于是，麻烦来了。 万历二十五年，天下不太平：旱灾、水灾、兵变、民乱接连不断，万历皇帝依旧深居宫中，不理朝政，不补官员，不批奏章，国库空虚，百姓流离。
满朝大臣要么不敢说话，要么说话只为攻击对手。吕坤忍无可忍，上了一道震动朝廷的奏疏《忧危疏》。这篇东西，没有华丽辞藻，没有激烈谩骂，全是实在话：天下百姓已经穷到卖儿卖女，皇上还在搜刮珠宝；
地方官员缺了一半，政务荒废，盗贼四起；军队缺粮缺饷，边境随时会出事；皇室花费无度，百姓怨声载道。 他最后写得非常重：“今天下之势，已如大病之人，气息奄奄……” 这不是骂皇帝，是哭着提醒皇帝。可在万历眼里，这是冒犯；在党争眼里，这是把柄。
立刻有人跳出来弹劾吕坤，说他“妖言惑众”“非议朝廷”“暗中结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吕坤的反应很平静。他没有辩解，没有反击，没有拉帮结派给自己撑腰。
他直接写了辞呈：我不干了。 不是赌气，是失望。他看清了：这个朝廷，已经容不下只想做事、不想演戏的人。 万历皇帝也没挽留，很快批准。
吕坤收拾简单的行李，离开北京，回到河南老家。这一年，他61岁。此后20年，他再也没有踏入官场一步。 很多明朝官员辞官后，要么置田产，要么收门生，要么继续遥控官场。吕坤回家，只做三件事：读书、教书、写书、救济穷人。其实是三件：治学、教书、行善。
他家里不富裕，一生清廉，没有积蓄，却把自己仅有的田产、粮食，不断拿出来分给乡里穷人。遇到灾年，他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换粮食煮粥。
吕坤晚年，名声极大，朝廷多次派人请他重新出山，甚至要升他做尚书。他一律拒绝。他回信说：我老了，也看透了，我只想守住良心，不与乱世同流合污。 万历四十六年，吕坤在家中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家人：丧事从简，不接受馈赠，不麻烦地方，不立碑夸耀。一生干净，走得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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