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总爱歌颂古代的盛世荣光，汉有文景，唐有贞观，清有康乾，GDP占世界多少，版图有多大，打了多少胜仗，出了多少名人。可谁问过那些活在盛世里的百姓愿不愿意？他们有没有得选？
文景之治的史书里写着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可田间地头的老农知道，他家的粮缸从来就没满过。税是三十税一，听起来不高，可算上口税、算税、更税，加上徭役，一年到头地里打的粮，七成不归自己。文景换了四个年号，他家的粮缸还是那个深度，摸上去还是凉的，没有一点余粮的温度。
贞观之治的教科书说米斗3钱，夜不闭户，可街头卖菜的老人知道，他挑着菜筐走十几条街，卖一天菜换不来一碗稠粥。贞观四年关中大旱，朝廷开仓赈灾，他领着小孙子排了三天队，腿站得发麻，终于领到一碗稀粥——碗里飘着几片糠，喝下去喉咙发涩。小孙子舔着碗底问，奶奶还有吗？他摇头，把自己那碗又分了一半给孙子，转身抹了把眼角的泪。谁来当皇帝又怎样？李世民还是李建成，贞观还是武德，他都得天不亮就去菜地摘菜，都得守着菜筐等买主。
康乾盛世的史书里写了三个皇帝134年，可这134年里，光有记载的大饥荒就发生了20多次。乾隆八年山西大旱，地里的庄稼全枯了，人相食的消息传得满天都是。朝廷拨了银两，可层层克扣下来，到百姓手里的钱只够买几把米。乾隆三十五年直隶水灾，灾民涌进北京讨饭，却被官兵用棍子打出去，有的人倒在路边，再也没爬起来。乾隆五十一年甘肃冒赈案发，全省官员集体贪污200多万两赈灾款，那些等着救命的灾民，最后只等到了空无一人的施粥棚。他们不管皇帝是乾隆还是嘉庆，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只盼着施粥的棚子今天能开，能有一口热饭填肚子。
康乾时期的繁荣，不过是帝王的盛宴。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乾隆平定准噶尔、拓展疆域，国库银从康熙末年的800万两涨到乾隆中期的7000万两，可这些钱没进百姓口袋。和珅占地80万亩，李卫50万亩，直隶总督徐士林30万亩，90%的农民只占30%的耕地，地租要交收成的50%-70%。除了地丁银，还有火耗、平余这些附加税，百姓缴一两银，实际要出一两五甚至二两。乾隆末年，全国流民达3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0%，他们无家可归，只能在街头乞讨，或者躲在破庙里等死。
其实盛世从来都是精英的游戏。汉武帝北击匈奴、开通西域，把汉朝推到巅峰，可《汉书》里写“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无数青壮年死在战场上，无数家庭失去了顶梁柱。罗马帝国鼎盛时，百姓要承担沉重的税负和徭役，人身被严格管控；可西罗马解体后，西欧百姓的住房从茅草屋变成了石质房屋，饮食里加了肉类和奶制品，墓葬的规格也高了。五代十国是战乱的乱世，可国家对百姓的管控松了，平民能自由迁徙，能换生计，考古发现那时候的平民墓葬更规整，陪葬品更多。
文景之治里的百姓算幸运的，三十税一的税率，甚至12年不收农业税，司马迁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可皇室的日子并不好过，景帝的孙子刘建，父亲刚死，就玷污了父亲的10个美人，还与妹妹通奸。他踢翻小船淹死宫女，放狼狗咬死宫女，强令宫女与公羊、公狗交配，前后害死35人。最后因为谋反自杀，封国成了广陵郡。班固感慨“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那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诸侯王，大多骄淫失道，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古代百姓的日子，从来都是挣扎。柴是最紧要的，“柴米油盐”排第一，可长期滥砍滥伐让山林变秃，一柴难求。就算没战乱，也有饿死、冻死的风险。武大郎被谋杀，潘金莲、西门庆、王婆要遮遮掩掩，因为“杀人偿命”是底线，可腐败让他们逃脱了惩罚。鲁提辖打死镇关西，得亡命天涯；宋江杀了阎婆惜，得四处逃窜——就算有实力，触犯杀人红线也得付出代价。可这些底线，在饥荒和苛税面前，又算得了什么？
古代的盛世，从来不是百姓的盛世。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在税赋里熬，在饥荒里撑，在徭役里拼。那些被歌颂的文治武功，那些写在史书里的繁荣，不过是一层华丽的外衣，里面裹着的，是百姓的血泪和无奈。他们的愿望很简单：粮缸能满一次，粥能稠一点，施粥的棚子能多开几天。可就连这些，在盛世里，都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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