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经学三巨头，有人躺赢，有人隐退，有人硬刚|东汉经学|今文|古文尚书|欧阳尚书|硬刚

今天，我们一起聊一聊东汉经学大家，桓荣、郑兴、贾逵。他们同处光武中兴到章帝时期的经学黄金代，同为《尚书》《春秋》之学的扛鼎之人，却走出了三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赛道——一个靠“死磕一本书”登顶帝王师，一个凭“不站队”全身而退，一个用“以刚克刚”改写学术格局。

先摆人设：三个顶流，三种打开方式

东汉初年，经秦火战乱，儒家典籍残缺不全，“通经”成了当时最硬核的敲门砖——上可辅佐帝王、制定礼乐，下可开门授徒、名留青史。桓荣、郑兴、贾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风口上，靠着各自的“杀手锏”出圈，但人设反差拉满：

桓荣：“笨鸟先飞”的幸运儿，把《欧阳尚书》玩成“帝王专属教材”

桓荣的起点，是三人中最低的。他出身沛国农家，年少时和哥哥一起在田间拾柴，别人埋头干活，他却抱着书边拾边读，嘴里念念有词。哥哥嘲笑他：“白费力气，读这些书能当饭吃？”桓荣不辩解，只是默默把“稽古之力”刻进骨子里，日夜不倦，一头扎进《欧阳尚书》的世界里再也没抬头。

他的治学没有太多花哨，不搞“兼收并蓄”，也不参与“今古文之争”，只死磕《欧阳尚书》这一本，把其中的章句、义理嚼得烂熟，甚至能做到“一字不差，句句有典”。更关键的是，他懂分寸、知进退——光武帝刘秀寻访儒雅之士时，他被召为议郎，奉命教授太子（后来的汉明帝），不炫才、不激进，只凭扎实的学识和温和的性子，深得帝王信任。

汉明帝即位后，对桓荣的敬重达到顶峰：亲自到太常府，让桓荣坐在东面，设几杖，召集百官陪侍，自己亲自执弟子礼听讲；甚至在朝会上，多次让桓荣在公卿面前讲解经书，还感慨“得生几晚”，直言“我为孔子，卿为子夏”，把桓荣抬到了“帝王师”的极致地位。后来桓荣被封为太子少傅，得到的车马衣服，他特意陈列在庭院中，对父兄说“此吾稽古之力也”，当初嘲笑他的哥哥，只剩满心慨叹。

桓荣的幸运，从来不是“天降馅饼”：他不贪多、不跨界，把一门学问做到极致，又精准踩中“帝王需要正统经学巩固统治”的风口，用“温和、忠诚、扎实”的标签，成为东汉第一个“经学封侯”的文人，甚至开创了“桓氏经学世家”，世代传授《欧阳尚书》，在京师盛极一时，真正实现了“学而为利”的逆袭。

郑兴：“全身而退”的清醒者，古文经学的“隐形奠基人”

如果说桓荣是“顺势而为”，郑兴就是“逆势守心”。他比桓荣更早出圈，是光武中兴后第一批云集京师的儒雅之士，精通《左传》《周礼》，更是东汉古文经学的先驱——彼时今文经学被立为学官，古文经学只能在民间流传，郑兴却敢公开研究、传授古文经，甚至敢于和今文经学家辩论，气场拉满。

他的学识，一点不比桓荣、贾逵差。光武帝曾让他解读图谶，郑兴却直言“臣不读谶”，当场拂逆帝王之意——要知道，东汉初年，谶纬之学盛行，连刘秀都靠“谶语”登基，敢公开拒绝解读谶纬，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刘秀大怒，当场质问他，郑兴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虽未获罪，却也彻底失去了“攀附权力”的机会。

这就是郑兴的清醒：他治学为“求真”，不为“求官”。他研究古文经学，不是为了迎合帝王，而是为了还原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他拒绝解读谶纬，不是故意叛逆，而是不愿用“虚妄之说”玷污经学的纯粹。后来，他多次被征召为官，却屡屡推辞，要么任职不久就以病请辞，宁愿闭门授徒，也不愿卷入朝堂纷争和经学门派之争[5]。

很多人说郑兴“懦弱”“不求上进”，但其实他是三人中最通透的：他看透了“经学为权力服务”的本质，不愿让自己的学问成为帝王的“工具”，也不愿陷入今古文之争的内耗。他虽然没有桓荣的富贵，没有贾逵的名气，却默默为古文经学铺路——他的弟子众多，其中就有后来的经学大师杜林，而杜林又传《古文尚书》给贾逵，间接成就了贾逵的学术地位。

郑兴的一生，就像“隐形的基石”：他不追求名利，不争夺话语权，却用自己的坚守，为古文经学保留了火种，让后来的贾逵、郑玄（郑兴后人）有了“接续发力”的资本。他的退，从来不是妥协，而是“学术独立”的另一种坚守。

贾逵：“以刚克刚”的开拓者，凭一己之力“盘活”古文经学

贾逵，是三人中最“刚”的一个，也是最“敢闯”的一个。他出身经学世家，祖父是西汉经学家，父亲贾徽更是精通《左传》《古文尚书》，受家庭熏陶，贾逵从小就博览群书，八岁就能背诵《孝经》《诗经》《论语》，后来师从杜林，深耕古文经学，甚至为《古文尚书》作训诂，学识渊博到让当时的儒者惊叹，留下“问事不休贾长头”的美誉——意思是，不管问什么经学问题，贾逵都能对答如流，永远聊不完。

和郑兴的“隐退”不同，贾逵选择“正面硬刚”：他不甘心古文经学一直被今文经学压制，不甘心经典的真义被埋没，于是主动出击，向汉章帝上书，撰写《春秋左氏传长义》，列举41条理由，论证《左传》比《公羊传》更具合理性，直言“《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意图“夺去《公羊》而兴《左氏》”。

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今文经学早已被立为学官，背后有众多权贵和经学家支持，贾逵的上书，相当于直接挑战整个今文经学阵营。但他的勇气和学识，打动了汉章帝：汉章帝不仅嘉奖了他，还下令让他给“《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讲授《左传》，相当于让古文经学正式走进了官方视野，打破了今文经学的垄断。

即便如此，贾逵也没有停下脚步。后来，今文经学家李育在白虎观会议上，以《公羊》义理驳难贾逵，两人往返辩论，各有依据，堪称东汉经学史上的“巅峰对决”。面对质疑，贾逵从不退缩，他深耕《左传》，作注五十余篇，还融合今文经学的合理之处，取长补短，让古文经学的体系更加完善，也让更多人认可了古文经学的价值。

更难得的是，贾逵不仅治学刚，还懂“变通”：他不像郑兴那样彻底排斥权力，而是借助帝王的支持，推广古文经学；他不像桓荣那样只守一门学问，而是兼收并蓄，让古文经学更具生命力。他的努力，不仅让古文经学在东汉后期逐渐盛行，还影响了后来的许慎、郑玄，为东汉经学“小统一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