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主任，名字叫武军，部队转业前在昆明铁路分局军代处任主任。
我刚分来军代处时，在成昆铁路线上的广通火车站军代处当参谋，我的老主任武军在昆明铁路局军代处运输科任科长。早听说武主任是部队高干子弟，父亲是位老革命，官至副部级。
我作为一名农家子弟，从当兵那天起，对城市高干子弟有点敬而远之。原因很简单，生怕有些高干子弟看不起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泥腿子。每次到昆明开会，当见到武主任时，总是躲得远远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武主任不期而遇。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秋，我乘坐昆明开往北京的62次旅客列车回山东探亲，快要发车时，武主任急急忙忙赶来，原来他要乘坐这趟列车去石家庄铁道学院驻校学习，我俩的票正好挨在了一起。
开始见到武主任时有点紧张，愉悦的心情立刻拘束起来，一下子变得缩手缩脚的。武主任看到我这副模样，主动和我攀谈了起来，从拉家常开始，后天南地北地聊了一路。
看着武主任蔼和可亲有说有笑的样子，我这才慢慢和武主任拉近了距离，感到武主任还是很平易近人的，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高干子弟的派头和架子。
时间过得也快，转眼两年过去了，武主任从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成归来，正赶上军区两区合并，昆明铁路局军代处也合并到成都铁路局军代处，武主任被提升为成都铁路局军代处计划财务处处长。
我在广通火车站军代处也由副连职参谋，越级提拔当上了该处副主任（以副代正）。就在这时，正好赶上北京后勤学院招收一期军交干部学员班。
选送学员的方案，是由路局军代处计划财务处拟定，后报路局军代处党委研究批准。也可能是武处长对我比较了解，也算是知人善任吧，武处长把我推荐了上去。
经统考，我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北京后勤学院的一名学员。
后来，武主任从成都路局军代处计划财务处处长位置上到昆明铁路分局军代处任主任，成了我直接领导。
这时，我从后勤学院毕业，又回到了广通火车站军代处当主任。回到单位第一件事，就是武主任给我压“担子”。
曲靖火车站军代处有名干部，是有名“刺儿头”，和领导搞不好关系，经常吵吵闹闹，夜里经常给武主任打电话告状，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
那时单位流传着一句话：“武主任这不怕，那不怕，就怕XXX夜里来电话”，站主任换了两任，两任都搞不好关系，领导感到很头疼。
有一天，武主任突然给我来电话讲，准备把这名干部调到我手下工作，我一听急了，提出了很多理由，就是不想接纳。
武主任最后和我讲：“你就放心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感觉有十分把握，才把他交给你的，相信你能驾驭好他的”。
说来也怪，这名干部来到单位后，经过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再加上处处关心爱护他，时间不长像变了一个人，慢慢从后进变为先进，后来不仅入了党，还调到了昆明机关工作。
有一年，路局军代处党委发出通知，要求每位领导干部撰写一篇调查报告文章，推荐到路局军代处。怎么也没想到，在众多基层营级军代处和干部中，武主任偏偏又选择了我。
他撰写的调查报告题目是：“乌蒙山下的一棵山茶花”，这篇文章对我来讲，“含金量”极高，他详细介绍了我在大山深处的小站上，十年如一日，经得住艰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像铁道上的钢轨枕木一样，忠实的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默默的为军交事业做贡献。
文章在路局军代处引起强烈反响。后来，路局军代处党委根据事迹材料，报请上级部门，给广通火车站军代处记集体三等功一次，这也为我以后的晋升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九九0 年底，我顺利地被提升为昆明铁路分局军代处副主任，从此走上了团级领导岗位。
在我来分局军代处上任前，遗憾的是武主任已确定转业到地方工作，没有和武主任在一个领导班子工作，我感到很惋惜，也成为我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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