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比南山：《淮安河下志》中的长寿老人|乾隆|千叟宴|寿比南山|康熙|淮安河下志|道光帝

长寿，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美好向往。 《淮安河下志》中记载了许多长寿老人，他们中有的年逾百岁，有的卓有政声，有的满腹经纶，有的德行高尚，他们也是河下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河下城河街与估衣街交叉路口，有一座今人所建的高大牌坊，上书“百寿坊”。据《淮安河下志》记载，河下曾有两座百岁坊，合为双百寿坊。一个在二帝阁北，马家巷头，上书“升平人瑞”，为马召茇题。他在100岁的时候题请建坊，102岁而终。一个在竹巷魁星楼东，上书“贞寿之门”，为骆太孺人崔氏题，她是骆腾凤之母。她也是以百岁题请建坊，103岁而终。《梓里待征录》中这样评价： “百岁难，同里双百岁、建坊相离不远为尤难。”

关于马召茇的生平，目前知之甚少。据《春宵寱剩》记载，马召茇是明末清初人，秀才。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的《山阳县志》中提到了为马召茇百岁所建的坊，能够反推出马氏生活的最晚时间。

与马召茇相比，骆腾凤名气很大，他是清代著名数学家，著有《开方释例》。骆腾凤举人出身，曾被选用知县，因母亲年老不愿仕，改授舒城训导，未几，便因母亲已年逾九旬而告归奉养，居安乐里“亦适斋”。可以说，骆腾凤不仅在数学上卓有建树，在孝顺老人上也是一个楷模。骆腾凤无微不至地照料母亲，直至他72岁去世时，母亲仍健在。

《淮安河下志》在“百岁坊”条目下，除列举上述两位百岁老人有坊外，还记载了第三位百岁老人——任邦经妻张氏，其亦拥有“百岁坊”牌坊。

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再次南巡，至淮安府山阳县时，81岁的刘谦吉迎銮，受到皇帝褒奖，书“雪作须眉”四字赐之。感念皇恩的刘谦吉不久便请人勒石镌碑（此碑现存于淮安区勺湖公园内），以资永存。后来，刘谦吉还因此自号为“雪作老人”。

刘谦吉，明天启二年（1622）生，字讱庵，康熙甲辰科（1664）进士，曾做过中书舍人、刑部主事、思南府知府、山东提学佥事，有政绩。他在外为官多年，告老还乡后，于河下茶巷筑“一篑园”，日夕吟咏其中，自得其乐。其为人仗义疏财，每逢友人危难，必能雪中送炭，故乡人皆“翕然重之”。康熙四十八年（1709），87岁的刘谦吉在一篑园寿终正寝。

河下还有“五世同堂”额，亦是官方给予的旌表。旌表的对象是从清河迁居河下钉铁巷的汪汲，他曾亲见玄孙（孙子的孙子）汪衍祥。

汪汲，祖籍安徽休宁，字葵田，号曙泉，是清代经学家、医学家，著述颇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他的《古愚老人消夏录》一书（该书又名《古愚丛书》，汇集汪氏著述17种），内容涉及经、子、集三部。《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汪汲在河下的宅名为“一卷一勺”，园中有小楼，为汪氏家族藏书之处。园中 “土山矗起，上有峰峦。旁峙平台，下即书屋五楹。外有抱厦，亦五楹。” 汪氏家族与丁晏、汪廷珍、王锡祺、段朝端等淮上名流过从甚密，经学家丁晏曾在一卷一勺园设立教馆讲学。

汪汲在其著述题款及书首序言中曾使用“古愚老人”“五世同堂老人”“漱经老人”的号，如果不是一位长寿的老人，是断然不会这样自称的。其中，“五世同堂老人”第一次出现是他在嘉庆六年（1801）刊刻的《怪疾奇方》一中，写下“五世同堂老人手录”字样。

千叟宴是由皇帝亲自举办的敬老盛宴，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寿老人参与，既是养老尊贤的体现，又有笼络臣民、彰显盛世景象的目的。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千叟宴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皇帝六十寿诞时。此后清廷又举办过多次千叟宴。《淮安河下志》记载，河下有两位老人参加过千叟宴。

第一位是程易（字圣则，号吾庐）。程氏世居徽州，后迁淮安，从事盐业，占籍安东。程易幼时天资聪颖，好读书，在同辈中属于佼佼者。程易曾做过盐业副使，任内政绩卓著，后来因为需要依靠资历等待机会补缺，便返回淮安，决意不再复出。当上司来淮准备“委以大计”时，程易正精心构筑他的寓园（在河下竹巷街）。为了不辜负长官的器重、朝廷的厚爱，程易最终还是选择出来做事，此后又为百姓做了许多善事，“居民感易德”。对于程易的长寿，《淮安河下志》透露，他“平居内养清净，手一编，端坐竟日”，还喜欢临池学书，通过这些文化活动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程易还曾对人说过：“ 养生在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 他确实做到了“寡欲”，妻子逝后四十余年，他“澹然无欲”“独居”“能人之所不能”。

程易的高光时刻是他在70岁时参加了嘉庆元年（1796）的千叟宴。皇帝赐程易许多珍奇之物，还将之视同四品京官。从京城回来后，程易领衔举办了“耆英会”，邀请其他八九十的老者一起聚会游园。曾做过漕运总督的铁保为之题字曰“五老宴集处”，一时传为佳话。

《淮安河下志》记载第二位参加千叟宴的是王懋昭，他赴宴的时间是道光元年（1821），亦受到赏赐。这里是需要存疑的，因为有人研究，始于康熙朝的千叟宴，到嘉庆之后，随着国力衰退，已经不再举办。揆诸史实，《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中亦记载，道光元年，皇帝“谕内阁：本年尚在皇考仁宗睿皇帝二十七个月之内，一切筵宴典礼，皆不举行。” 或许王懋昭参加的是嘉庆皇帝小范围的招待，与康熙乾隆年间的千叟宴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