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天的上海，夜色刚刚落下帷幕，黄浦江边的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东湖宾馆的屋檐。屋里灯光温暖，毛主席和几位元帅刚结束一天的行程，正准备用晚饭。就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晚上，一通电话悄悄打乱了某个人的行程——电话那头没有透露太多，只留下一个地点和一句话：“请周先生务必前来。”
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1950年代后期的这些小片段，常常像被折叠起来的书页，只有被轻轻翻开，才看得见里面的光影。这个夜晚的主角之一，是后来被毛主席反复点名、要求他“继续争鸣”的历史学家周谷城；另一位，则是始终关注文化思想领域风云变化的毛主席。
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头看，会发现两人的缘分并非始于那一通电话，也并非止于那一刻的相聚。他们之间，有课堂上简单的一句问话，有重庆谈判会场外的紧紧一握，也有游泳池边关于“赵充国”和“真理”的那一段闲聊。
有意思的是，那句“关公姓什么”的玩笑话，恰恰出自这样一条绵延数十年的交往线索之中。
一、两位“教书先生”的缘起
时间如果往前拨回到1921年，地点换到湖南长沙，毛主席和周谷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相识，是在课堂与书本之间完成的。
当时的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担任的是历史方面的课程，一身布衣，手里总是夹着书本，看上去就是典型的“教书先生”。毛主席的身份则稍有不同，他是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教导主任，经常穿梭在教室与操场之间，既要管学生，也要负责教学安排。
两人真正拉近距离，还是因为书。周谷城的宿舍书架挤满了各种中外典籍，从《史记》到《社会问题论》，从经史子集到新思想的译本，应有尽有。毛主席登门做客时，目光很快停在了一本并不起眼，却在当时颇为“敏感”的书上——《资本论》。
“谷城啊，你在读这种书？”毛主席带着几分关切，也带着试探。
周谷城听了，只是笑笑，轻声回了一句：“也就随便看看。”看似淡然的一句话，却把彼此的心思微妙地拉近了几分。毛主席没有再追问，但把这个细节记在了心里。
在那样一个旧中国的年代，两人都只是一所学校里的普通教员。课桌、粉笔、油灯和成摞的书，是共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是，道路已经悄然分岔：毛主席逐渐走向革命运动的前台，投身组织工人农民；周谷城则坚守在教育和学术的园地里，选择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去思考救国之路。
然而，不管外在身份如何变化，两人对读书、对知识的重视始终相通，这也为后来几十年的往来埋下了伏笔。
到了1945年夏天，他们的再见，就已经不再是校园里的“同事叙旧”，而是在战与和交织的历史节点上重逢。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为了争取和平，冒着巨大的风险，从延安飞往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当时的局势复杂多变，很多人都清楚这一趟并不轻松。就在各种目光聚焦于谈判桌时，会场外却悄悄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周谷城。
此时的他，已经是大学教授。听说毛主席来到重庆，周谷城几乎没犹豫，早早赶到现场等候。人群中，他站在边上，脸上既有激动，也有压抑不住的期待。在毛主席走近的时候，他再也按捺不住，快步迎上去：“您还记得我吗？我是谷城啊！”
毛主席看了他一眼，立刻就认出来，伸手握住他的手。周谷城脱口而出：“您胃出血的毛病，现在怎么样了？在这边可还习惯？”一个是革命领袖，一个是学者教授，话题却落在旧疾和生活起居上，真诚而朴素。
毛主席捏了捏他的手，笑着说：“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天生的‘贱’胃，只要能吃上一口饭就行。就是病了，只要扛起枪做这‘土匪’，啥毛病都好了！”
几十年不见，仍然能从身体小毛病聊起，这种亲近感往往最打动人。两人选择的道路不尽相同：毛主席已经站在革命洪流的前端，周谷城则在书斋与讲堂中坚持“教育救国”的路线。但在这一刻，他们更像是多年未见的旧友，彼此惦念，彼此记得。
二、中南海畔的游泳与“赵充国”
到了1956年，中国的科技文化事业迎来一个关键节点。那一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知识界、文化界不同观点的交锋和讨论。在这股风潮中，周谷城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毛主席的视野里。
那段时间，周谷城正在北京参加一次文艺座谈会。一天，他接到通知，说毛主席请他到中南海一叙，对方没做过多解释，只说“有事相谈”。周谷城心中大概已经有数，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简单整理了一下衣着，便跟着工作人员进了中南海。
出乎意料的是，来到住所门口，他看到的毛主席并不是穿着中山装坐在书桌前，而是披着浴衣，刚从游泳池上来，头发还微微带着水气。这一幕，让周谷城略微一愣，又忍不住在心里一热——这样的接待方式，分明是把他当成老朋友，而不是客套往来的“专家学者”。
毛主席招呼他到泳池边的凉棚下坐下，先随意拉了几句家常，问问近况，又聊了几句书和教学，气氛不紧不慢。周谷城正琢磨着毛主席请自己来的具体原因，耳边忽然传来一句略带调侃的话：“谷城会游泳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周谷城一时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点了点头，又赶紧摇摇头。这样的动作，难免显得有些好笑。毛主席看在眼里，露出疑惑的表情，还等着他解释。
周谷城这才回过神，赶紧笑着说：“小时候在老家学过一些，这么多年没下过水了。现在上了年纪，估计不行了。”
六十多岁的毛主席，显然比五十多岁的周谷城更有底气，对“年龄”这件事也不太在意。他爽朗地笑起来：“我六十多岁，不照样游得很欢？不要被年龄束缚，下水试一试嘛。”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周谷城也不好推辞，只好换上已经准备好的泳衣，下水去试。刚下水的感觉，果然和记忆里差了不少，他在浅水区慢慢活动，动作有些笨拙，费了不少力气，才一步步挪到毛主席身边。
等到了近处，他喘了口气，打趣说：“我这个人，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实在是比不上主席啊。”这句话表面是笑谈，其实透出的是一个书生对自己行事方式的自嘲——看问题不够“彻底”，下水也是如此。
两人重新回到凉棚坐下时，毛主席点上了一支烟，话题很自然地转向了他真正关心的东西——思考与争论。为了说明自己的看法，他提到了一个汉代人物：赵充国。
赵充国是西汉名将，以屯垦戍边著称。他在河西一带实行屯田，士兵一边戍边，一边耕种，兼顾军事和生产。当时这种主张并不被普遍接受，很多人质疑，也有人反对。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实一步步证明了这套办法的有效。等到边境局势稳住，赵充国的建议才逐渐获得认可。
毛主席缓缓地说起这个故事，最后点明：“真理总要通过不断争论被人接受，开始可能不被理解，甚至被质疑，可终归要回到正确的结果上来。”
周谷城听到这里，已经明白毛主席是在借古说今。所谓“百家争鸣”，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允许不同意见在碰撞中逐渐接近真理。学术上，逻辑与辩证的交锋；现实中，对方针政策的不同看法，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
这一番谈话过后不久，就出现了那篇后来引发不小反响的文章——《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文章刊登在《新建设》杂志上，周谷城在文中，对当时部分苏联逻辑学著作中的观点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不少意见直指要害。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苏关系尚处在友好阶段，对苏联学说的质疑声并不多见。周谷城的文章很快引来不少学者的反驳甚至指责，有人觉得这过于“顶风”，也有人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1958年秋天的上海，毛主席特意把周谷城叫到身边，拿出那本《新建设》，当着他的面，说得非常清楚：“你写的这篇逻辑论文，我看了。写得很明确，很好。你要继续争鸣下去！”
这一句“继续争鸣”，既是肯定，也是期望。对于一位学者来说，这样的支持不啻于一剂强心针。也从侧面说明，“百家争鸣”在毛主席心里并不只是简单的宣传语，而是真正希望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思考去参与时代的讨论。
三、西子湖畔的雪夜与“关公姓什么”
如果说中南海泳池边那一段对话，是毛主席和周谷城围绕“真理与争论”的一次深入交流，那么1958年冬天的那场雪夜相聚，则更像是一场兼具雅趣和深意的小型聚会。
这一年的一月，上海难得遇上一场大雪。雪花连着几天落在屋顶和梧桐树上，把城市装点得安静而陌生。身在复旦大学的周谷城，在这样的天气里反而生出几分兴致。校园里的梅花在寒风里含苞，松枝上压着厚厚的雪，夜色下看去，别有一番味道。他有时披件外衣，独自在雪地里走一圈，把这些景象默默记在心里。
就在这样一个夜晚，他正准备出门走走，电话铃声忽然响起。听筒那端，声音不算高，却显得很郑重，只说明请他立刻前往东湖宾馆，没说是谁，请也没解释理由。
周谷城略一思索。东湖宾馆不是普通场所，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加上对方的口气，他大概心里有了猜测，却也不便妄下结论，只收拾了一下就出门了。
到了东湖宾馆门口，他才发现现场布置颇为认真。一辆车已经等在那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出面迎接，还带着一队工作人员。周谷城刚想问个明白，就被请上车，车轮转动起来，他在路上才得知：毛主席正在杭州西子湖畔，特地请他过去一起赏景谈话。
得知原因后，他轻声笑了一下：“原来雪夜里有兴致的人，不止自己一个。”那种被“点名相邀”的心情，既感到荣幸，也带着一丝不易言说的感慨。
很快，专机把他送到杭州。等他赶到湖边时，已是深夜。湖面尚未完全结冰，雪花落在水面上，又迅速融化，岸边黑白交错，灯光在远处若隐若现。这次聚会，并不只有毛主席和他两人，郭沫若、周世钊等文化界、学界的老友也已经提前到了。
意外的是，现场气氛却有些拘谨。几位都是知名学者和文化人物，各自在领域里声名不小，可久未相聚，加上身份、场合的变化，大家一时间反而都不开口。屋里灯光很亮，茶水在桌上微微冒着热气，人却有些沉默。
这种时候，往往需要有人打破僵局。毛主席看着大家沉默不言，忽然笑着发问：“诸位，可知道关公姓什么？”
这话看似突兀，却又刚好抓住了大家共同的文化记忆。关公，谁不知道？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三国演义》里家喻户晓的人物。有人心里一动，却又觉得问题太简单了一点。
周谷城忍不住率先应和：“关公，不就是姓关吗？”说出口的时候，他自己也有点疑惑，这样的问题会不会太幼稚。
毛主席听完，爽朗一笑：“不对。”一句“不对”，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拉了回来，眼神纷纷集中到他身上。
随着笑声响起，屋里的拘谨气氛迅速被打散。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开始小声讨论起来。有人开始回想各种版本的《三国志》与野史演义，有人则从地名、谱牒上去猜测。有的说关公原本不姓关，可能另有其姓；也有人提到坊间传说，说关羽本姓“冯”，因为杀了人逃亡，才改姓关，隐姓埋名。
这些说法，在史学界原本就有争论，材料也并不完全一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点“抛砖引玉”的味道。他没有急着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听着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慢慢把话题引向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讨论。
等大家你来我往说得差不多了，现场早已不见刚开始的沉默，取而代之的是颇为热烈的交流。有趣的是，这个看似轻松的问题，其实暗含一个耐人寻味的意味：有些历史人物，在后世被附会、被神化，名声越来越大，细节却越来越模糊，甚至连姓氏都变得众说纷纭。流传的故事越多，真实的轮廓反而越难辨认。
这一晚，在西子湖畔的深夜，小小的提问帮大家解了围，也再次呈现出毛主席那个一以贯之的习惯——用一个“历史小话题”，引出一连串关于人、关于时代、关于思想的讨论。周谷城坐在一旁，安静地参与，也默默记下了这个场景。对他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次雪夜“被邀请”的惊喜，更是一次知遇与信任的延续。
四、最后的相见与未完的书稿
毛主席和周谷城之间的交往，并不仅限于几次谈话和一次雪夜之约。到了1960年代，中苏关系的变化、国内政治气候的起伏，都对知识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人的联系仍断断续续地延续着。
1965年，地点又回到了上海。这一次，不是东湖宾馆，也不是西子湖畔，而是一座老式洋房。楼体略显陈旧，院子里栽着几棵老树，树影随着风在墙上轻轻晃动。屋内摆设简单，一张桌，一个茶几，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旧体诗词、哲学著作，还有不少史学作品。
那段时间，毛主席在上海小住。有一天，他在报纸上偶然看到一首词，词的内容和格调引起了他的兴趣，落款却不是那些熟悉的成名诗人。稍一打听，发现这首词与周谷城有关，于是便顺势发出邀请，希望再谈谈旧体诗与哲学问题。
不久之后，两人再次面对面坐在一起。一壶茶慢慢续上，话题则在古典诗词与哲学思考之间来回穿梭。毛主席说起旧体诗的神韵与节奏，又提到个人对历史兴衰的感受；周谷城则从史学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解，用典自然，言辞平和，却分得清轻重缓急。
那一下午，两人时而讨论文字的斟酌，时而聊到哲学命题的抽象难题。屋外的光线从明到暗，茶从热到温，气氛却一直轻松而专注。有旁观者回忆，两人的相处，很像多年前在长沙校园里那样——不同的是，肩上的责任已截然不同，经历的风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遗憾的是，谁都没有想到，这次见面，会成为二人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相聚。历史的车轮很快滚入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文化领域的风向急剧转变，许多学者、教授被卷入风暴之中。
周谷城也不能幸免。他的名字从报纸和会议记录中消失，多出现在一些完全不属于学术的场景里。某一天，他被安排到“牛棚”里劳动，手中不再是史书，而是石灰、泥浆，面对的也不再是学生和听众，而是一间间简陋的房舍。
在这样的环境中，外界的一些消息，往往只能通过零碎的传闻或别人的口头转述传进来。有一次，当他在劳作间隙，听到有人提起毛主席在讲话录音里提到自己的名字，他不由得停下手中的活，竖起耳朵，静静听着那几句话。
录音中的声音平稳而清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是要让他接着写下去的，他还没写呢。”
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却包含了太多东西。《世界通史》是周谷城的重要学术构想之一，试图以中国学者的眼光来写世界历史，结构宏大，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那时的他，却被迫停下笔，远离书桌。
毛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还记得这部还没写完的著作，点名要让他接着写下去，这对于正在“牛棚”劳动的周谷城来说，意义自然不同。有人说，当他听完这段录音时，没有流露太多表情，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又弯下腰继续干活。可清楚他性格的人，大概能想象到他心里的复杂滋味。
他们之后再没有机会面对面坐下来说话，中南海畔、黄浦江边、杭州西子湖畔留下的那些对话和笑声，就那样停在了时间的某一页上。
从1921年长沙校园里的教书先生，到1945年重庆谈判前的握手寒暄，再到1950年代中南海的游泳谈学、杭州雪夜的关公趣问，直到1960年代那座上海老洋房里围绕旧体诗和哲学的对话，两人的交往横跨四十多年，穿过了旧中国的积弱岁月，也穿过了新中国早期的波折与探索。
关公到底“姓什么”，历史至今仍无定论，各家说法不一；但毛主席在那个雪夜抛出的这个问题，却让人看到一种别样的用心：用历史人物的细节，引出对记忆与真相的追问；用轻松的小话题，把沉甸甸的时代背景巧妙地揉进闲谈之中。
而周谷城这个人，从当年书架上的《资本论》、课堂上的史学讲义，到《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发的争议，再到《世界通史》未竟的篇章，他身上所承载的，既是一个学者的坚持，也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中不得不面对的命运轨迹。
“你要继续争鸣下去”这一句话，与“《世界通史》还要让他写下去”遥遥相应，从学术争鸣到通史宏篇，从百花齐放到风雨飘摇，串起的是同一条线：在时代的剧烈震荡中，思想的火种不应被轻易熄灭，知识的积累也不应无声中断。
在这一点上，两位“教书先生”虽身处不同位置，却始终有着某种微妙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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