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一个夏夜，西安一位在渭河边住了几十年的老工人，被窗外的雨声吵醒。他推开窗户时，泥黄的河水已经漫到了街口。家里人慌乱收拾东西，他嘴里却忍不住骂了一句：“要不是上游那座三门峡大坝，哪会闹成这样。”多年之后，到了2003年的渭河大洪水，这种不满在西安城里集中爆发，很多人把矛头直接指向三门峡，认为那座曾经被誉为“天下第一坝”的工程，已经成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一块石头。
有意思的是，在不少老一辈人的记忆里，三门峡大坝刚被提出时，几乎是“民族振兴”的象征。治住黄河、发电兴工、扭转几千年水患，听上去多么振奋人心。可几十年下来，这座大坝却成了一个绕不开的争议话题。赞扬的人，强调它对黄河下游的保护；批评的人，则指着上游的淤积和洪水，直言它“早就该炸掉”。
要弄清这座大坝究竟算不算败笔，不得不从建坝之前那条脾气暴躁的黄河说起。
一、黄河决心：从“地上河”到“大手术”
19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到处都在恢复生产和重建秩序，但黄河问题几乎年年挂在中央的案头。黄河素有“悬河”之称，下游河南、山东一带的河道高出两岸地面几米甚至十几米，“地上河”的名头并不是形容，而是实打实的危险现实。
几千年来，黄河多次决口改道，黄泛区百姓“靠天吃饭”的同时，还要提心吊胆地防着水。从清末到民国，治理黄河的方案不少，但无论是筑堤，还是分洪，更多是“头疼医头”的权宜之计，很难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中央对黄河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不再满足于“被动防守”，而是提出要系统治理。
1950年后，水利部门组织大规模勘察，很多水利专家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如果要来一次大的“手术”，应该在哪动刀？就在这个背景下，工程师王化云提出了一个看上去既大胆又诱人的设想——在黄河中游三门峡地段建一座大坝，拦洪蓄水、拦沙发电，一举数得。
这个设想，不是纸上谈兵。三门峡地势狭窄、岩体坚硬，是天然的“锁喉要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思想氛围下，这里的确是大坝选址的热门区域之一。只不过好景不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工作重心迅速转向抗美援朝，黄河大坝计划只能按下暂停键。
战事告一段落后，黄河治理重新被提上日程。1952年前后，中央决定认真推进三门峡水利枢纽的相关论证，并主动邀请苏联专家参与。这在当时很正常，新中国百废待兴，与苏联的合作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水利工程自然也不例外。
苏联专家和中国水利部门联合勘察之后，给出的结论非常明确：三门峡是修坝的上佳位置，特别适合拦洪拦沙。问题在于，他们的治河思路非常“猛”，有人提出过一个近乎极端的设想——通过大坝在三门峡把黄河“拦死”，彻底把下游洪水的隐患压下去。
听上去很美，代价却极其惊人。一旦严格按照这种方案执行，黄河上游大片地区将变成库区，“八百里秦川”中相当一部分都可能被水淹没，老百姓被迫整体搬迁。更麻烦的是，极端调整水量对下游生态到底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供借鉴。
这一点，在后来的讨论中被反复提起。治理黄河谁都想，但要不要以淹没大片良田、动迁大量人口为代价，决策层心里并不是没有顾虑。苏联专家的设想更像是“宁可过、不可欠”的强力方案，而中国方面则希望在控制风险和减少损失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经过反复权衡，中央否决了以“截断黄河”为核心的极端方案，紧接着又把目光转向邙山一带，试图寻找替代位置。但邙山地质条件、控制能力、工程量等综合算下来，并不比三门峡更好，投资却要的钱不少。这样一对比，邙山方案也被放弃，三门峡重新回到桌面中央。
二、决策与代价：三门峡大坝的诞生
1954年，苏联再派出7名专家赴黄河流域进行详细考察。中国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能不能在尽量少迁移人口的前提下，做到既控制洪水又兼顾发电？换句话说，希望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苏方专家组的组长科洛略夫态度很直接，他认为，不大量迁移人口还想靠大坝完全解决下游洪水问题，这样的要求不现实。如果要通过大坝彻底把下游的洪水压住，就必须付出上游被淹、人口搬迁的代价。在他的逻辑中，这是一个“必然付出”，没有第三条路。
正因为双方在这点上的认识差异，三门峡方案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折中的味道：既想治住黄河，又不愿意“伤筋动骨”到不可接受的程度。最后敲定的方案，是在三门峡修建大坝，同时配套进行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工程，试图从源头减少泥沙，再靠大坝来进行调节。
从技术文献上看，这个设计并不是完全不合理。但问题在于，当时无论是对泥沙淤积的长期演变，还是对上游实际淹没的范围估计，都带有明显的乐观倾向。一些反对或保留意见，在当时并没有占到主导地位。
1955年前后，为配合未来的库区形成，陕西境内已经开始筹备移民工作。很多生活了几代人的村落，被划入未来库区，农户不得不搬迁。对这些人来说，三门峡大坝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工程”，但搬家、离乡、离开祖坟，却是直观的痛感。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带着抵触情绪，这在地方档案和口述史中都有体现。
到了1957年前后，大坝主体工程正式开工。围绕建坝的争论，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陕西一些干部和技术人员仍反复建议：能否在本省加大水土保持的力度，把黄土高原“捆住”，从源头减少泥沙，而对大坝建设的节奏放缓一点，别太急？然而，在那个把大型水利视为象征性成就的年代，这种谨慎意见往往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苏联专家的态度一直很坚决：水土保持和修建大坝并不冲突，但大坝是黄河治理的关键一环，不能轻易动摇。带着这样的判断，三门峡工程一路推进。主体结构的修建速度非常快，仅仅用两年多时间，一个庞然大物就横亘在黄河中游。
建成之初，三门峡工程的宣传口径极为高调，“天下第一坝”的说法广为流传。报纸上、画报里，常能看到大坝蓄水、闸门喷涌的照片，这在当时确实让不少人热血沸腾。治住黄河，这是多少代人的梦想？现在似乎看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成果”。
然而，真正的问题，刚刚露出端倪。
三、淤与改：一次又一次的“亡羊补牢”
大坝建成后，真正的麻烦来自一种看不见却极有分量的东西——泥沙。黄河被称为“世界含沙量最高的大河之一”，不是没有道理。黄土高原上雨打一场、风刮一下，就能把大量泥沙卷入河道，这些泥沙一旦被拦在水库里，后果就非常棘手。
为了减轻下游河段的淤积，苏联专家提出一个看上去很“干脆”的主意：把三门峡大坝原设计的底部泄流孔全部封堵，让泥沙尽可能沉积在库区中上部，减少下游“地上河”抬高的速度。这样的思路在纸面上确实能成立，下游受益非常直接。
问题在于，泥沙不是凭空消失，只不过从下游搬到了上游。泄流孔关闭之后的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潼关至三门峡河段居然堆积了大约15亿吨泥沙。这个数字在技术报告中看似冷冰冰，放在地图上看，却意味着整个河床被生生抬高，部分河段的水位已经逼近两岸居民点。
如果照这个速度继续发展，八年左右，整个水库就能够被泥沙填满，三门峡工程变成一个巨大的“沙盆”，蓄水、防洪、发电等作用都会极大受限。更糟糕的是，库区沿岸不少城市和村庄，已经出现明显的被淹风险。上游地区本来指望大坝带来好处，结果首先感受到的是压力。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层面不能不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三门峡现场考察，召集各方专家反复开会讨论。会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人提出了一个很极端但也很直接的建议：“索性把大坝炸掉，让黄河恢复原状，泥沙继续往下走。”
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这个设想一抛出来，场面一度很尴尬。炸掉大坝当然能在短期内解决上游淤积和水位抬高的问题，但这么做的代价惊人：前期巨额投资付之东流不说，几十万已经迁移的群众又该如何安置？下游“地上河”重新抬头，黄河下游的洪水风险还会再次压向河南、山东。
周总理的态度是，在已经形成的既成事实面前，不能轻易走向“推倒重来”。大坝既然存在，就要想办法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它的功能，寻求技术调整，而不是一刀切的否定。他也明确指出，大坝虽然给上游带来新的问题，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压住了下游洪灾，这一点不能完全抹杀。
在这样的思路下，三门峡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改建。专家们提出新的设想：在大坝上开出两个高程在290米左右的高位泄流孔，让泥沙在一定水位时能被带到下游，而不是全部堵在库区。听上去不过是“打两个孔”，实际工程量和技术难度却不小。
在已经完工的混凝土大坝上“开孔”，必须保证结构安全，这就好比在一堵已经承重的墙上开门，既要开得够大、位置合适，又不能让整栋房子出问题。这一轮改建整整干了三年，才算告一段落。改完之后，大坝有了一定“排沙”能力，上游淤积情况确实得到一些缓解。
然而问题并没有结束。高位泄流孔打开后，黄河奔腾的洪水把大量泥沙再次带往下游，下游虽说不至于立即回到过去那种险象环生的状态，但泥沙负担明显加重。于是治理黄河的矛盾变成一个新的平衡难题：上游不能堆沙堆到威胁城市和良田，下游也不能重新变成危险的“泥沙库”。
1969年前后，中央在总结前一阶段运行情况后，又一次启动三门峡的二期改建。会议讨论后确定，在280米高程再增加八个导流孔，同时对前后河床进行整治，让泥沙运移路径更顺畅一点。这样的调整，试图通过多层次、多孔位泄流，把“蓄水、防洪、排沙”三个目标重新协调起来。
经过二期改建，上下游的矛盾阶段性缓和。泥沙淤积不再像最初那样迅猛，库区的安全性有所提升，下游也勉强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不过，从工程运行角度看，三门峡已不再是当初设计图纸上的那个“理想大坝”，而是一个不断被修修补补的折中产物。
更加麻烦的是，即便经过多次改造，上游河床随着时间推移仍然缓慢抬高。河道本身像一个被一点点填高的槽，遇到极端降雨时，留给洪水的“腾挪空间”越来越小，只要某一年雨水偏多，就可能逼近临界点。这种情况，为后来渭河流域的那场洪水埋下了隐患。
四、洪水与质疑：西安居民口中的“早该炸掉”
时间来到21世纪初。黄河治理整体上比几十年前稳定许多，但局部问题仍然存在。2003年，陕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渭河主干流及支流来水猛涨，叠加地形和河道条件，洪水压力短时间内集中释放。
就在这一年，渭河流域发生了严重洪灾，部分河段水位暴涨，局部地区出现倒灌现象，两岸不少村镇被淹，直接经济损失在10亿元左右。西安周边地带，河水漫过堤岸，街道积水、房屋进水、交通中断，许多住在低洼地区的市民记忆格外深刻。
在这种情况下，情绪往往会寻找出口。大坝位置在上游，渭河又汇入黄河，不少人顺着直觉就把矛头指向了三门峡。有人认为，大坝抬高了黄河中游河床，使渭河入黄河口一带水位“抬不下去”，洪水只能“往回返”，往两岸居民区“倒腾”。
当时有记者在西安街头采访时，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说法很典型。他忍不住抱怨：“三门峡大坝早该炸掉了，不让水往下走，最后只好往我们这儿冲。”这种说法未必在技术细节上完全准确，却真实反映了不少普通人的直观感受：上游有个“拦水的”，出了事，第一反应就是质疑那个“拦水的”。
值得一提的是，反对三门峡的声音并不仅仅来自普通民众。在三门峡尚未正式开工之前，中国水利界就有人持坚决的反对意见，其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水利专家黄万里。
黄万里对泥沙问题有长期研究，他在三门峡论证阶段曾多次明确表态不赞成这种建坝方式。他认为，如果大坝以拦沙为主要手段，在本质上是“拿上游堆沙去换下游河道的不淤”，长远看会把问题推到上游，造成新的灾难。而对于那种“边干边看”的工程态度，他批评得很严厉，认为大规模水利工程不能拿实践当试验场。
这些意见，在当年的决策体系里并未成为主流声音。等到2003年洪水过后，人们再回过头看当年的资料，就难免会有一种“早有人提醒过”的复杂感受。此时黄万里已经去世多年，他的观点却被人频频提起。
在高校水利系内部，一些专家对三门峡运行方式也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有教授指出，渭河流域2003年洪灾的直接成因，是三门峡水库在某些年份过于偏重发电，蓄水水位偏高，让洪水调节余地变小。一旦遭遇大雨，腾库不够及时，势必增加区域风险。
从工程运行角度说，这样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发电量和防洪能力，本身就是一对难以完全兼顾的矛盾。在枯水期，电力系统希望多蓄水保证发电量；而在汛期，防汛部门则要求预留足够防洪库容。任何一点权衡不当，只要赶上极端天气，就可能暴露出问题。
不过，把一场具体的洪水完全归咎于大坝本身，也并不严谨。渭河流域的降雨强度、支流来水、堤防维护、城镇布局、排水系统等等，都可能在洪灾形成中发挥作用。只看上游大坝，忽略流域内的其他环节，很容易陷入“简单归因”的误区。
站在整个黄河流域的角度看，三门峡大坝确实在下游发挥了不小的减灾作用。1950年代之前，下游的河南、山东一带几乎年年防洪、年年提心吊胆。大坝建成后，通过蓄洪、错峰、调节水量，“地上河”的危险性相对减轻。很多原本可能形成的险情，被提前化解在调度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评价三门峡时，单纯用“壮举”或者“败笔”来盖棺定论，都显得有些粗糙。它既不是教科书式的完美工程，又远称不上彻底失败。更贴切一点的说法，恐怕是一个带着时代印记的“历史遗留工程”——既有功劳，也有沉甸甸的教训。
至于“早就该把它炸掉”的民间说法，从情绪上不难理解，但从水利系统角度看，炸坝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提起的选项。几十亿立方米水量如果突然失去控制，对下游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此前投入的资金、移民安置的成本、河道体系的重新调整，又该如何承受？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一句“炸掉”可以带过。
在现实操作中，管理部门选择的路径，是在保留大坝的前提下，通过不断优化运行方式和技术改造，尽量降低它对上游的负面影响。每年根据降雨情况、冰凌情况、来水预报，进行有针对性的调度，汛期适时腾库、增加泄洪，平衡发电、灌溉、防洪之间的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三门峡大坝更像是一个必须长期“看护”的病人，需要靠后续的治理、监测和调度来弥补当年设计上的欠账。它留下的经验与问题，也在悄然影响后来一代又一代水利工程的思路和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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