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州那两年的特点就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记得事情。在那省城抚台衙门里的生活不是一定会有过这样，一定会有过那样，许多事情都是真记得有过的。我们住在西花厅里，两面有厢房，我是住在我母亲的套房里。每早带我的老妈子（姓黄，从南京带去的，不是那奶妈，因为我不知为什么不吃她的奶，不久就打发回去了）背着我出去到花园和二厅上玩一转，十点回来才和父亲母亲吃早饭。也没有小孩同伴玩，也没有小孩的玩物，所以我常常在老妈子背上大跳大叫，给她头上的一个假髻壳子起下来丢了，头发弄改了，气得老妈子总是要回南京去。我母亲就拼命地加工钱（这当然都是以后他们对我说的，当时我一点不懂）。有时要到大堂后去看打人枷人等等的刑罚，听他们叫哭那些惨的声音，我也不怕，但是我总觉得气得很（不过审到了抚台衙门的犯人都是被控犯大罪的人了）。以后给父亲知道了，大骂用人老妈子，不准再去了，可是过了几天我还是闹着要去看。
母亲下午总是到正房和刘家他们打牌。那时候所谓打牌是打纸牌，不是打麻将，大概是"挖花"，是麻将的前身。他打到老晚的什么时候回来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记得衙门里应酬真多，常看见人家送一大些东西和酒席来，有烤的整猪等等。有时听他们说这是全席，那是便席，我也不知是些什么。有的转送了给人，有的给佣人们吃了。送戏的时候我就骑在男佣人肩膀上看戏，有好好的看台我也不要去。常听客人对我母亲说，你们这个少爷是野人。因为我一急就大叫，多少人也不知道我是男的还是女的，连我自己都不大清楚，我根本穿着就是男孩子的衣裳嘛。
幼年时代的风光，一景一景地闪过去，都连不起来似的，有时候觉得都像别人的事情或是像用文字一写下来就失掉了原来的滋味了，你要读得懂我，你简直非得是我才行！我就这么样子在广东省城过了两年，里头很少写得清楚的事情，可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两年在广东"的风味。
但是有一件纪念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西花厅院子里有一棵大榕树，根从树上头一根一根地挂下到地上，我老在那上面爬来爬去地玩。后来隔了三十七年（在一九二九年）我和元任到广州，再去找那抚台衙门，都已经改成了中山公园了。只有那棵榕树还在，我还坐在旁边照了个相。
这样的两年混过了。有一天听见大吹大打放炮和哭闹的声音，大家跑来跑去的。我父亲两三天都没有回房来（就回来我也不知道。不过平日父亲每天回来了总要找我说几句话的，所以几天没见，我就想大约几天没回房了）。他们说刘抚台忽然死了。我母亲除了到那边每天应酬一下回来外，总是不响地一个人吃水烟，一句话不说。这样闹了好久，一天说我们得收拾东西要回南京了。我还是高兴得很，我看大家都不高兴。有时我父母谈什么闹家务了，两妾争产等等的，是说些什么我都莫名其妙。大家也不穿好看的衣物了，每天不买鲜花戴了。男男女女的每人穿一件白衣，头上扎一块白布。全衙门扎起花门，白的、蓝的、黄的球来。有一天好容易遇见父亲回房子，我说："爸爸！为什么只扎三色球？为什么没有红的绿的？"我父亲回我："傻东西，死了人要白的，喜事、寿事才用红的呢。"从此知道一样新事了。
可是等出棺材时桌子上有大红绣金帏。我又问父亲："你说死人用白的，怎么又用红、金的了？"父亲说："白是别人表示对死人的悲哀，死人本身不能戴孝的，懂吧？"我觉得对我有回答就算对了，其实也不太懂﹣﹣我以后从这个也不知闹了多少笑话。
这次回南京不是坐的外国商船，是坐的中国兵船，叫海什么我不记得了。在船上，刘家的两个姨女女每早上要去哭灵的，若是哪一天不哭，刘的儿子就要骂的，说老头子在日对你们多好，现在死了你们就不哭了。我觉得怪得很，哭么，是要被人打了，或是什么地方疼了，或是气得没有法子了才哭呢，哪有一个人好好的自己不要哭，坐在那儿要由别人叫他哭，他就哭了？刘本人自己没有大太女了，只有两个姨女女，带到英国去的也是她们，可是家中有大的儿子，一闹家务总是叫我父母去调和，给他们两面公平办理，所以一直回到南京住在三山街，一有事总是找我父亲去调解去。以后两个姨太太吃了素，还常住在我（出家的）二姑母的庵内。他们的几位少奶奶也常来，一直到死交情还是不断。现在刘家没有人还能记得广东抚台衙门和院子里那棵大榕树了。
回到南京以后我四岁。第一恢复我一样喜欢的事，就是姨姨爱我得不得了，因我奶没有吃够，还准我常去唆奶，当中隔了两年居然还有点奶水出来，也借此可以常去亲近我生母一下。第二有哥哥他们一道玩（因两姊都大了不能乱跑乱玩了），大家说的话又都懂（因在广东外面的广东话不大懂），各处由我乱跑。可是不久就遇到了两件严重的事情来，几乎给我一生的遭遇都不是现在了。第一，因为我父亲做了广东抚台衙门总会计（等于现在的财政厅长），并且回南京以后常和刘家往来，家内又添了一顶新蓝呢轿子，常进进出出的，所以外面人总觉得我家忽然大发财了。在我们从广东回来不久的一天，我父亲到刘家去了一会工夫，他家又来一个用人说他们姨太太和少奶奶们记挂小三少爷（我以前不是说我穿男装嘛，所以他们这么叫法），想接去玩玩，他们顺便就叫了一顶外面的轿子来接。那时来往像我们这样人家都是自己家里有轿子的，人多时才叫外面的轿子。并且那时也没有电话，没法子先问一下。大姊就给我打扮了半天，叫老黄妈带我坐轿去了。我向来嫌坐在轿内闷气，总喜欢给前面的帘子掀上去。我每次掀去那个听差的跟在轿子旁边给放下来，我就一路在里面跳骂，抬的人不好抬，就慢下来了。快到经过鸽子桥转弯，对面来了一顶轿子，因路窄两个轿子差不多要撞到了。我站在轿子里头对外面看，看见对面是家的轿子就大叫起来了。"爸爸！"我父亲也看见了，问："你到那儿去？"轿夫还想快走，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跳下来，把两个腿已经挂下来了。我父亲轿子也停了下来，那个用人就跑了。一大些人来围着问，轿夫也跑了。我和我父亲都莫名其妙，老黄妈还呆呆地坐在轿内。以后还是看把戏的人说一定是拐子。父亲带我回家后，打发人到刘家去问，他们回说并没有叫人接我去玩的这回事。以后报地保，江宁县查了几个月也没查出来（那时中国还没有警察，更没有侦探)，所以以后祖父交代，任何小孩不准带宝贵首饰出去，因为南京拐子、北京骗子是出名厉害的。
第二件严重的事情发生，是因为左近人家小孩出天花，我母亲说我喜欢到外面跑容易传染，倒不如快快给我插苗吧。这不是一种种牛痘，是用天花的皮还和些什么来碾碎了放在鼻子内就可以快快传染来。据说就可以轻点。不料我的发热非常厉害，天花又非常重，我自己是一点不知道。他们说八个人日夜的看守，全家断荤十四天。母亲急死了，说她婆婆麻子，丈夫麻子，难道再加个女儿又是麻子吗？
我二哥三哥向来跟我吵嘴总是我赢的多，现在有机会跟我逗了。三哥说话很结巴（现在我们都过了一个花甲子，又离开了半个地球远，他也不会气我笑他了），他一吵不过我的时候就说："你你你这样丑法，将来没有人同你吉吉吉结婚了，程家一定会跟你退退退﹣﹣一定会不要你了。"我回他我不怕，祖母嘛祖父要他，父亲嘛母亲要他，我怎么没人要呢。程家不要我更好，我还不要他呢，我自然有好人要的。我说是说得这么凶，其实心里不免有点嘀咕，可是没过几个月母亲就完全放下心来了。过了许多年我非得指出来哪儿哪儿哪儿有三个小疤，元任才承认他娶了个麻子太太。
母亲放下心来不久，可是我又闹起别的毛病来了。我六岁那年五六月里起头，左眼中间长了一块白东西，越长越大，不久右眼也有。不到三个月，全不能看见，只周围看见点亮光。那时虽然有一两个西医院在南京行医，不敢给看﹣﹣因为传教的在中国，大家谣传他们都会挖人眼珠的。祖父虽然新思想，但是也知道没有好医生和专门眼科在中国。看过几次无效，中医也不信，只由人传的方子，用象牙抹了蜜点眼睛，又吃一次叫珍珠草白炖猪肝，还得躲在门背后吃（所以我一直到现在还不要吃猪肝或任何肝，就是那时吃怕了）。又烧香许愿，每月（阴历）二十那天，姨姨、我母亲都吃一天素，叫眼光斋。又说是天花后的余毒，所以才有这个现象。母亲她们又说麻点倒不要紧，瞎了怎么搞？（究竟我看人比人看我要紧，不是吗？)闹了八九个月一点办法没有，我父亲他们又不在家。
有一天看门的老蔡告诉我母亲说，大行宫地方有一个山东人摆摊子的，标明专治眼睛和卖膏药，让小三少爷去看看，也许可以治好。我母亲想若是让我新思想家的祖父知道了一定会反对的，就不响偷偷地叫老黄妈和老蔡他们两个人带了去看看再说。到了那儿他们两个人做主就叫那个山东人看。他就给太阳穴内打了两针，出了两小酒杯血（这是以后他们告诉我的）。我并不觉得疼，给了一包草药（可惜不知名字）冲水吃。半个月居然就渐渐好了，以后也找不到那个人了。大家都说是菩萨来救的。我两位母亲各处烧香做大红缎绣花帐子，到庙内去还愿，以后她们的眼光斋一直替我吃到她们死为止，还叫我接着吃，我现在可不记得哪一天是阴历二十了，一直没有吃，所以我眼睛又有时候花了，是不是？我的麻省剑桥的大夫叫我吃肝儿。你瞧这世界多小！
我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好的，到今天我还是莫名其妙。多年后到学医的时候就没有听见过放血来治眼睛翳子的治疗法，并且考眼科的时候我的分数还是最差。
杨步伟（1889—1981），出身南京望族，自幼性格果敢，勇于任事，是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女性之一。她先后在南京旅宁学堂、上海中西女塾读书。二十岁时，应安徽督军柏文蔚之邀，任崇实女子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学，回国后开办“森仁医院”。1920年，与赵元任相识，次年结婚。1938年，全家赴美，此后一直定居美国。著有《一个女人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杂记赵家》（The Family of Chaos）、《中国食谱》（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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