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天，北京的风格外硬冷。三十八岁的周希汉，第一次跨进海军机关的大门——从黄麻山乡走出来的陆军将领，此时成了新中国海军的参谋长。很多熟悉他的人私下摇头，说这人脾气直、火气大，当年在陆军里就因为“轴”，先后惹恼过两个军长，一次差点被枪毙，一次差点被撤职。若不是徐向前几次站出来“撑腰”，周希汉的人生，很可能早早在战火中画上句号。
把时间往前拨回二十年前，大别山深处，那个身形单薄、说话带点书卷味的青年，还只是红军中的“小参谋”，既不懂官场圆滑，也不会奉承讨好，然而命却硬得很。几次生死关头，既有上级的信任，也有一点说不清的运气。于是，一个“惹事”的青年军官，竟一步步扛到了开国中将的肩章。
有意思的是，贯穿这条曲折道路的，有一个名字始终没有离开——徐向前。
一、黄麻少年：从“富农嫌疑”到被力保留下
1931年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处在风雨飘摇的关头。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鄂豫皖中央分局也在当年5月宣告成立。与此同时，各种成分审查、肃反风潮也席卷而来，气氛紧张到让许多战士心里发紧。
就在这个时候，红军保卫机关里出现了一个“案子”：有人检举，来自湖北麻城的战士周希汉，是个“富农成分”，不但有田，还在老家“当过佃主”。在当时的环境里，这样的帽子分量极沉，枪决并不罕见。周希汉被叫到保卫室，听完来意心里一惊，一时只说得出一句话：“富农？麻城周家坳的人都晓得，我家世世代代是苦哈哈的庄稼人。”
他知道，仅靠嘴上辩解，很难消除疑虑。为了保住在红军里的位置，他主动提出回到麻城老家，找苏维埃政府核查成分。那一趟路，并不好走。敌情、地形、手续，一样都不省心，从春天跑到盛夏，几经辗转，麻城县苏维埃政府的证明终于拿在手里：靠佃田过活，属贫农，非富农，要求回红军，予以证明。
拿着这张宝贵的纸，他又千方百计找到部队，却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顺利。组织上迟迟没有安排新的岗位，他这个“有嫌疑，又刚回来”的人，一时间成了没人敢接手的“烫手山芋”。为了不闲着，他干脆去炊事班帮忙，挑水砍柴、淘米烧火，白天忙到满身油烟，晚上还帮炊事员记伙食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还能跟着队伍走，总会有机会说清楚。
有一天傍晚，他正弯腰在锅灶旁刮锅巴，身后突然传来一句略带口音的问话：“还有锅巴没有？”声音很熟，又有点陌生。他猛地抬头，满脸油渍，愣住了——来人正是当年在黄麻起义中就认识的老上级徐向前。
徐向前仔细打量眼前这个灰头土脸的年轻人，多看了两眼，脱口而出：“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语气里既有惊讶，也有一点心疼。周希汉忙从衣兜里掏出已经被汗水浸得有些发皱的证明，简单说了一遍这几个月的折腾。话没说完，人已经有些哽咽。
听完情况，徐向前脸色瞬间变了，当场表示：“这事得弄清楚。”转身就去找分局负责人张国焘，语气异常严厉：“简直胡闹！周希汉还只是个年轻人，一路跟着干得很积极，怎么就成了富农？”他当面力争，指出材料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坚决不同意把人轻易打成“问题分子”。
在那种氛围里，敢这样说话，需要胆量，也需要责任担当。经反复核查，组织最后承认此前处理过急，把周希汉留下，在机关里安排做书记员。对一个刚从“富农嫌疑”边缘捡回一条命的青年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他很清楚，是谁把自己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30年，徐向前就注意到了这个来自麻城的年轻人。那一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发展到上万人规模，麻城独立团扩编为第38团，周希汉担任团委书记。刚到新单位报到那天，他的身形有点瘦弱，军装有些宽大，站在队列里并不显眼，却偏偏被前线总指挥徐向前叫住，上下打量后淡淡说了一句：“人是精神不错，就是单薄了点。”
周希汉对自己的身板也有自知之明，训练和重体力活总是吃亏，索性拿古人打趣，说诸葛亮、庞士元当年也不算彪形大汉，照样能打胜仗。这样半玩笑半较真的话，引得身边人一笑，却也让徐向前多看了几眼——这个青年，有点书卷气，也有几分机敏。
之后，徐向前指着地图向他讲解战场态势，这个新任团委书记一开始看得一头雾水，但态度很诚恳：“首长，我懂得少，愿意学，只要你教，我肯定学得会。”这种愿意主动补课的劲头，让徐向前颇为欣赏。自此之后，对周希汉，他多了几分关注。
二、得罪军长：顶撞指令、被撤职又被拉回
1933年夏天，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调动多路川军，发动新一轮“围剿”，由四川军阀刘湘指挥。就在这一年8月，周希汉被调到红九军，担任军部作战科长。
红九军军长何畏是广东人，早年在旧军队里混过，当惯了上官，说话又带浓重乡音，脾气还不小，动辄军棍伺候。下属听不懂他的命令，在他眼里就是“不长心”，挨打是常有的事。其他人尚可躲在一边不作声，作战科长却必须听明白军长的意思，否则作战命令都难以下达。
为了能准确领会上级的指示，周希汉硬是花了不少功夫，琢磨军长在军事术语上的发音规律。时间不长，他已经能把何畏的那些“广东味”军语翻译得清清楚楚。军长说一句，他能顺畅地向各部转达一句，很快就成了沟通上下的关键一环。何畏对他很是满意，逢人便说：“这小子学得快，算个天才。”
然而战场形势风云变幻，很快就到了考验判断力的时候。1933年10月，反“围剿”陷入胶着，直到1934年8月上旬，红军才抓住机会反击。根据敌情变化，前线根据地指挥部下达了一道关键指令：部队要向西机动，准备在指定区域对敌人实施反包围。徐向前作为前线主要指挥之一，对这一部署心中有数。
周希汉接到命令后，却觉得有些别扭。他对周边地形和敌情有自己的判断，认为向东突击更有机会咬住敌军主力，向西反而可能抓不到像样的战果。思来想去，他还是忍不住把疑问写进电报，直接发给军团首长：“军委怎么乱指挥起来了？我们现在同敌左翼几乎平行，向东才好，向西搞不好什么都捞不到。”
在严格执行统一指挥的红军里，这种措辞已经非常冒险。他并非蓄意顶撞，而是凭着一股认死理的劲头，说出了心里话。电报发出后，很快就收到了回电。徐向前没有时间一条条解释，只在电文中严厉指出：立即向军长汇报，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不得擅自更改作战方向。态度明确，语气冷硬。
这件事表面上就此平息，后续的作战部署按照原计划推进。然而不久之后，部队开始准备长征，红九军军长发生了调整。何畏离开，倪志亮接任。新军长对这个“前任的红人”并不待见，对他那股“好提意见”的作风格外反感。
在部队物资准备、队伍编整的紧要关头，倪志亮以“工作不够老练、与首长配合不好”为由，撤销了周希汉作战科长职务，将他调到政治部油印科去干印刷文件的活。消息一出，有人觉得理所应当，有人替他惋惜，却没有几个人站出来替他说话。战火中的军队，换将、换职并不稀奇，可对一个正打算大干一番的青年军官来说，这无疑是一盆冷水。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本来可能就这样过去，却偏偏被徐向前在一次检查工作时问了出来。他到九军听取汇报，顺口问了一句：“周希汉现在在哪个岗位？”军部领导实话实说，说到“调整职位”的缘由时，还略带几分轻描淡写。
听完后，徐向前当场脸沉下来，反问一句：“就因为那点小事，就把人调去油印科？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他没有就此罢休，而是进一步了解前后经过，得出一个判断：不是工作严重失误，而是新老军长之间的看法不同，再加上这个年轻人嘴不够“圆滑”，才被“请”到后方。
随后，徐向前直接拍板：调周希汉到三十一军，继续担任作战科长。命令一出，争议顿消，谁也不再多言。周希汉再一次“被拎了出来”，重返作战岗位。后来在长征途中，他多次亲临火线，负责前线协同和穿插，多场恶战打得干净利落。
从这几件事情串起来看，一个特点很鲜明：周希汉不怕说“不”，甚至在军事命令上也敢直提不同意见。这种性格，在战场上有时候是优点，敢于对复杂局势作独立判断；可在组织纪律和上下级关系上，问题也随之而来。他自己后来反思时也承认：“嘴硬，人也硬，有时候不知收。”
三、陈赓麾下：骄将脾气与“要杀一杀的傲气”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129师挺进华北，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开赴太行山。1938年6月，129师386旅旅长陈赓向上级推荐周希汉，担任旅参谋长。从此，两人并肩作战多年，关系紧密。
陈赓出身黄埔，经历曲折，性格外向豁达，与周希汉这个“书卷气”的湖北人，风格上差异不小。一个擅长纵横捭阖，一个习惯“认死理”，在普通人眼里不太容易合拍，却偏偏在战场上极为默契。
1939年1月，平原伏击战打响。那一带地势平坦，掩蔽物少，对部队隐藏和部署非常不利。如何在这样一块“亮堂堂”的地方伏击日军，是个难题。周希汉细致勘察地形，提出利用冬季河堤、村落和地势起伏，构建纵深火力圈的设想，并将各营连的机动路线规划得相当精细。战斗打响后，部队相互配合紧密，火力集中而又机动灵活，日军一个辎重纵队被吃得干干净净。
129师师长刘伯承听取战况汇报后，评价这仗打得像一堂标准战例课，当场称其为“平原模范诱伏战”。他特意问道：“具体组织指挥是谁在抓？”得到答案后，对陈赓说：“这个周希汉，指挥有一套。”陈赓听完，笑着补了一句：“还得多磨练。”这既是肯定，也是提醒。
随着战争推进，周希汉在战役、战斗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抽调兵力、调整部署时，他常常凭一股“认准的路”的劲头，敢主动提出变更设想，并据理力争。这个习惯在多次战斗中发挥了作用，也让他身上“骄将”的名声渐渐传开。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据形势需要，大批干部被抽调到中央党校系统学习。周希汉也在这一年进校，系统学习政治理论和军事学说。1945年10月，他从中央党校毕业，奉命回到太岳，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旅旅长。刚一回到前线，就赶上同蒲战役，紧接着投入对赵城的攻坚。
同蒲线上的敌军工事坚固、火力点密集，贸然强攻代价极大。周希汉提出一个“三段式攻坚”思路：先以夜间近距离侦查摸清敌火力配置，再选定突破口集中优势兵力，最后用爆破突击打开缺口，迅速扩大战果。他亲自到前沿观察，反复调整方案。战斗打下来，第十旅动作干脆利落，歼敌整建制部队，攻城稳、损失小，获得上级好评。
陈赓听取汇报时，颇有几分满意，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有骄傲的个性，但没被骄傲绊倒，这个本事难得。”这句话听上去轻松，实际点到了问题根子——这名将领一向敢想敢干，胸中有不小的自信，而自信稍有不慎就会变成偏执。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正式组建，陈赓任司令员，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就在兵团组建前后，周希汉迎来一次重要晋升——从旅长直接升任十三军军长，这在当时的干部任命中也算一件不小的事。
晋升前，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把他叫到身边，语气很直接：“周希汉，你这个人，早就可以当军长。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提你？”周希汉想了想，坦率回答，大致意思是自己有点骄傲。邓小平接着说：“对。骄傲这根刺，不拔掉迟早要出事。一个优秀指挥员，最大的敌人，有时候不是敌军，而是脑袋里那股傲气。”
这番话，说得并不客气，却很中肯。周希汉后来回忆，对这次谈话印象极深。可惜性格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之后在一些具体工作中，他那股刚劲依旧。部队里不少老部下，私下里评价他：“打仗有主意，对上边有脾气，对下边有要求，对自己更狠。”
从长远看，这种性格既塑造了他的军旅形象，也不断把他推到一些敏感位置。有时得罪的是敌军，有时得罪的却是本该合作的上级，走得难免险。对他来说，每一次“险过一关”，背后都离不开徐向前、陈赓等老首长的了解与信任，这一点，他晚年坦率承认。
四、走向海军：从陆军虎将到“脾气大的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陆军将领进入新的岗位布局。有人继续留在野战军，有人转入军区、军政机关，还有一些被调往尚在起步阶段的海空军。周希汉便是其中之一。
1951年12月中旬，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当时的海军基础薄弱，装备杂乱，技术人才奇缺，既要学前苏联的经验，又要结合本国实际摸索。对一个长期在陆地打仗的指挥员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一次新的考验。
刚到海军机关时，有干部悄悄议论：一个陆军出身的“骄将”，能不能适应技术兵种的节奏？能不能放下那一套惯常的“野战思维”？围绕这些疑问，甚至还夹杂着他之前“得罪军长”“嘴硬”的传闻。有些人半是观望，半是质疑。
虽然缺少海军背景，周希汉并没有一味退缩。他抓住最基本的一条：要指挥，就得先懂。他用大量时间补课，从舰艇构造到海图识别，从射击诸元到雷达使用，一项项学。有人注意到，这个曾经在战场上挥斥方遒的军长，在办公室里埋头翻资料时，常常通宵达旦。
不得不说，他那股“认死理”的性子，在此时反而成了优点。遇到弄不懂的地方，他宁可连续追问技术人员，也不愿装懂。时间一长，一些原本对他持保留态度的老海军干部，开始改口说：“这人固执是真固执，但对工作也是真下功夫。”
1958年年底，他又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兼参谋长，责任更重，视野更宽。那几年，国家在国防建设上迈出重要步伐，海军也开始接触导弹、雷达等新型装备。周希汉参与组织了第一次导弹试验，又配合总参谋部筹划以原子战争为背景的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
对这类全新的军事尝试，他始终保持一个特点：在方案上敢提意见，但在原则问题上坚持服从统一部署。既有从陆军时期就打下的“指挥员本能”，也有在长期“挨批、被救”的经验中悟出的界限。这样的变化，既是个人成长，也是时代环境塑造的结果。
到了1966年前后，社会政治风波渐起。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周希汉也遭遇严重冲击，甚至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材料中关于细节的公开记载并不算特别丰富，但有一点比较明确：在最关键的一些时刻，徐向前为他站出来说话，指出他在战争年代的贡献，强调不能把立过战功的老同志轻易打倒。凭着这一层评价，他从更大的风浪中挺了过来。
多年之后，他面对身边晚辈，说起自己那几次生死边缘的经历时，用了一句颇有分量的话：“每一次遭难，徐向前都救了我的命，让我还能继续为党和人民干事情。革命路子太难走了，大难不死，多亏有徐向前。”话不多，却道出一种复杂又朴素的感情——既有感激，也有些许后怕。
1988年11月7日，周希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五岁。回看他的整段军旅生涯，从黄麻山乡少年，到鄂豫皖红军参谋，再到抗战、解放战争中的纵、军主官，最后转入海军高层，路径曲折且充满起伏。几次关键的“拐弯口”，不是凭运气蒙混过关，而是靠战场上的硬本事和上级对他的了解撑住。
不得不说，他身上的争议，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骄、直、倔、轴，这些评价并不夸张，却与“能打仗”“有主意”同时存在。有的人喜欢他的爽快，有的人难以接受他的“嘴硬”，但在生死考验面前，战场表现往往决定他最终的落脚点。至于徐向前，多次在关头挺身为他辩护，既是识人，也是用人，更折射出那个时代对“能打仗的人”的珍视。
一名开国中将，先后得罪两任军长，差点被枪毙、被撤职，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却也反映出革命队伍内部在不断摸索中的复杂面相。有人性格平和，悄然行事；有人锋芒毕露，步步惊心。两种路径，都汇入了新中国军队的历史长河。周希汉恰好走的是后一条，而他之所以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留下自己的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不轻易放弃部下的总司令，愿意一次又一次说出那句：“简直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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