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家的相册里，有一张三十年前的照片。
那时候他还是小周，站在刚盖好的两层小楼前，穿着一件借来的西装，头发抹了发蜡，亮晶晶的。楼是土坯的，墙还没干透，但他和他媳妇站在那儿，笑得像拥有了全世界。
“那时候欠了一屁股债，”老周现在提起还摇头，“砖是赊的，瓦是借的钱，连请帮工的酒都是打的欠条。但心里有底啊，觉得只要肯干，总能还上。”
他确实还上了。后来的三十年，他还了债，盖了新房，供儿子上了大学，娶了媳妇，抱了孙子。那两层土坯房早拆了，换成三层的楼房，外墙贴了瓷砖，院子里停着儿子的小轿车。
去年过年，全家十二口人围坐一桌。老周端着酒杯，看着满桌的菜、满屋的人，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就说了句：“吃，都吃。”
他媳妇在旁边笑：“一辈子不会说话。”
老周想，不用说话。日子在那儿摆着。
那是几十年来，无数中国人的活法。
没有惊天动地，没有豪言壮语。就是每天早起，干活，吃饭，睡觉。今天攒一块砖，明天攒一片瓦，后天给孩子交学费。日子像蚂蚁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
挪着挪着，回头一看，已经走了那么远。
厦门，陈明还记得父亲给他讲的故事。
七十年代，父亲在码头扛大包。一包两百斤，扛一包挣一分钱。从早扛到晚，能扛两百包，挣两块钱。一个月六十块，养活一家五口。
“那时候最大的愿望，”父亲说，“就是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白米饭。”
后来吃上了。后来不仅吃上白米饭，还吃上肉，吃上鱼，吃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后来陈明开了厂，做沙滩椅，卖给美国人。去年厂里产值三千万，工人八十个，每个月按时发工资。
父亲去年走了。走之前还念叨：“现在的日子，以前做梦都不敢想。”
陈明知道父亲的意思。不是钱多钱少，是那份踏实。知道明天还有活干，知道下个月工资能发，知道孩子能上学，知道病了能看病。知道这日子，是自己的。
台北，阿珍在菜市场卖了三十年鱼。
从十八岁卖到四十八岁。从手拉车卖到有冰柜的摊位。从只会算账卖到会看人——哪些人挑新鲜的买，哪些人挑便宜的买，哪些人买完还要多要两根葱。
她记得九几年的时候，大陆的渔船开始过来。带过来的鱼便宜，肉质也好。刚开始有人嘀咕，后来就没人嘀咕了，都抢着买。再后来，她摊位上也卖大陆的鱼。
有顾客问：“这鱼哪来的？”
她说：“对面来的。”
顾客说：“新鲜吗？”
她说：“新鲜。那边海水干净。”
交易就这么简单。你卖我买，你说价钱我还价。没人问政治，只问新不新鲜，便不便宜。
阿珍没去过大陆。但她知道那里有个厦门，厦门有个很大的码头，码头上有很多渔船。那些渔船每天早上出海，晚上回来，把鱼装上车，运到市场，再运到她摊位上。
就这么简单。
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厦门到金门，船程半小时。
金门到厦门，也是半小时。
老周年轻时候跑船，去过金门那边的海域。两边的船遇见，会互相鸣笛打个招呼。有时候风浪大，那边的船会靠过来，问需不需要帮忙。有时候这边缺什么东西，那边会匀一点。
“都是讨海的，”老周说，“知道讨海人的苦。”
后来开放了，那边的人过来旅游。老周在码头见过很多。说话口音有点不一样，但能听懂。聊起来，有的还能攀上亲戚——谁谁谁的表姑嫁到了那边，谁谁谁的舅舅在这边。
老周记得有个老头，八十多了，从那边过来，站在码头上哭。他说他十七岁离开，六十年没回来。这边已经没有亲人，但他就是想回来看一眼。
老头在码头站了很久，看着这边的山，这边的水，这边的楼。然后坐船回去了。
老周送他上船，老头握着老周的手说：“还是这边好。”
老周没说话，只是点头。
和平是什么？
和平是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是小学门口等孩子放学的家长。是医院里排队挂号的病人。是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窗户里飘出来的油烟味。
和平是你可以计划明天。可以想明年要做什么，后年要达成什么。可以给孩子存学费，可以给自己攒养老钱。可以吵架，可以和好，可以生气，可以原谅。
和平是那些琐碎的、麻烦的、日复一日的、有时候让人厌烦的——日常。
没有和平，这些都没了。
陈明的沙滩椅厂，去年接了个大单，二十万把椅子，要赶在夏天前交货。他算了算，得招三十个工人，两班倒，干四个月。
招工启事发出去，三天就招满了。来的有本地的，也有外地来的。有个小伙子刚结婚，说要给孩子挣奶粉钱。有个大姐孩子考上大学，要挣学费。有个老头六十多了还来，说闲不住，能干一点是一点。
陈明把他们全留下了。
那四个月，厂里机器没停过。白天轰轰响，晚上也轰轰响。工人两班倒，陈明一个人盯全天。困了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醒了继续盯。
货发走那天，陈明请所有工人吃饭。那小伙子喝多了，搂着陈明说，陈总，明年还招我啊，我闺女明年上幼儿园，得花钱。那大姐说，陈总，我儿子说下学期要买电脑，我还得再干一年。那老头说，陈总，明年我还来，能干到七十。
陈明说，都来，都来。
那顿饭吃了三个小时，走的时候都笑着。
陈明想，这就是他要的日子。不是挣多少钱，是这些人明年还来。
阿珍卖了三十年鱼，攒了点钱。前年把摊位重新装修了一下，装了空调，装了新冰柜。有人问，花这钱干嘛，再干几年就退休了。
阿珍说，干一天就得像一天。
她确实快退休了。儿子在台北上班，说要接她去享福。阿珍说，我再干两年，给你攒点钱娶媳妇。
儿子说，不用，我自己能挣。
阿珍说，你的钱是你的钱，我的是我的。
去年过年，儿子带女朋友回来。阿珍做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汤。那姑娘爱吃她做的红烧鱼，吃了两碗饭。阿珍看着，心里高兴。
她想，等儿子结婚，她就不干了。帮他们带孩子，做饭，收拾屋子。像她妈当年帮她一样。
就这么简单。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
老周现在不跑船了，在码头做保安。每天看看船来船往，看看人来人去。
有时候看见那边来的游客，他会多看两眼。不是别的，就是想看看他们什么样。看着看着，他觉得和这边人一样。有老的，有少的，有笑的，有愁的。有抱着孩子的，有扶着老人的。有拿着相机到处拍的，有坐在椅子上发呆的。
都一样。
他想起那个八十多岁的老头，站在码头上哭。他想，那人哭的不是别的，是日子。是一辈子没回来的日子。是那边也有、这边也有、但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老周不想过那种日子。他就想过现在的日子：早上起来，去码头上班，晚上回家，吃饭看电视。周末儿子带孙子回来，孙子叫爷爷，他给孙子买糖。
就这么过下去。
陈明那天在厂里转，看见那个小伙子在打电话。挂了电话，脸上笑开了花。
“咋了？”陈明问。
“我闺女会叫爸爸了。”小伙子说。
陈明也笑了：“那得庆祝庆祝。”
小伙子说：“等下班，我给她打电话，让她多叫几声。”
陈明拍拍他肩膀，继续往前转。机器还轰轰响着，工人还在忙。窗外的太阳照进来，照在那些忙碌的人身上，亮堂堂的。
他想，这就是他要守的。
不是别的，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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